审判“方舟子遇袭案”并非越快越好

□郭松民

方舟子遇袭案昨日一审宣判，肖传国被判拘役5个半月。各种迹象显示，有关方面打算用快审快判的方式“了结”此案：10月10日，北京石景山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之一方玄昌明确向记者表示：“法院闪电开庭太仓促，根本来不及取证。”更有政法大学教授指出：本案审理在程序上也是有瑕疵的，法院应在起诉书送达被告人10日后开庭，现在才过6天。(10月10日《北京晨报》)

法院为何如此心急？显然不是为了安抚方舟子、方玄昌，因为两人都对“闪电开庭”表示不满，他们希望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不是“寻衅滋事罪”来起诉；是为了庇护肖传国，向肖背后的强大利益集团妥协？似乎也不像。肖如果有如此大能量，不会当不上院士，也不会困难到找亲戚行凶了；是为了显示司法部门的高效率，平息舆论？但这是一种明显可能引起巨大争议的举措，只会适得其反。

法院的心情我们永远不懂，也不必揣测了。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审判“方舟子案”并非越快越好，重要的应该是把本案审理成铁案，即无论是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方面，都要既没有瑕疵，也能经起历史和舆论检验。

为何要如此呢？这是因为，方舟子案由于其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已成“影响性诉讼”。所谓“影响性诉讼”，顾名思义就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和道德观念的典型诉讼。

就方舟子案而言，它不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而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公民权利如何不受暴力威胁？学术界如何建立制度性打假机制来取代个人打假？反过来，当一个学者面对“打假明星”的强势话语时，应如何保护个人权利？学术共同体应扮演何种角色？当由于法律滞后而对一些行为难以定性时，应如何弥补纠偏等。

从法院角度来看，由于“影响性诉讼”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关注，因而通常比普通诉讼更具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对司法、立法乃至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其意义远超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司法机构在处理时，要格外谨慎，不仅要考虑案件本身，还应考虑对法治建设和世道人心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在这次审理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应有的谨慎，取而代之的是“快审快判”的草率，这不能不让人质疑相关部门的专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