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办”办公室引热议 提高行政效能到底该咋办？

 ■新闻背景：

    山东济宁曲阜市政府设立了一个非常规的机构，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挂牌为“马上就办办公室”， 济宁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马上就办办公室”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

  山东济宁多地挂牌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 提高行政效能

  山东济宁称"马上就办办公室"并非具体办事机构

   ■网友热议：

“马上就办办公室”不马上办,怎么办?

    “马上办”的成立,折射了多种意思,一是除“马上办”外,难道其他机构都可以拖着办、缓其办,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二是其他机关效能差,执信力不行,办事拖拉,越位失位严重,只好用“马上办”来进行替代。正如有的评论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出点发,暴露的是“头疼医头”的无奈,既治不了本,甚至连标都无能为力。于效能建设而言,缺的不是机构和组织,而是过硬的惩戒措施,是一抓到底的决心,是从严整风的手段,离开了这些,“屋上架屋”的机构重设,不但不能起着“提效”之功,反倒有“误事”之嫌——因为有了“马上办”这个“冤大头”,那么其他部门是不是可以拖着办,甚至不去办,甚至看着办呢?

“马上就办”没抓住行政低效的根本

面对行政中的“怠政”情景，一些地方政府选择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相对于这类做法，曲阜市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则是有意通过机制更新与系统内部的调节来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公职人员中倡树“立说立行、马上就办”工作理念。曲阜市力图改变执政手法的愿望是值得鼓励的，可就目前采取的方式来看，似乎很难长期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马上办”的病根在“不马上办”

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也就反证存在“不马上办”乃至“不办”的现象，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交给这个机构的事情“马上就办”，别的部门办事是不是就可以拖个一年半载？有些事情“马上就办”，是不是另外的事情就不用“马上就办”了？本来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掌权柄，即便设置“马上就办”办公室，也需会同相关部门办理，或许能因一时强力推动而提高办事效率，但这也同时增加了办事环节，造成行政资源重复建设，与精简机构的精神背道而驰。

"马上就办办公室"是创新还是作秀

看到这条新闻，我想会有一些网民认为这是在作秀，因为政府工作效能是否能够真正提升，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党员干部，而非设立什么办公室。对于这样的看法，笔者认为有他的合理性，但对此我却有不同的认识。 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的初衷很好。这毕竟是山东济宁政府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办事效率的一种尝试。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那么这样的举措就应该被肯定，起码他体现了政府创新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的良好初衷。笔者认为，如此的尝试应该鼓励，应该提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我们执政方式的进步。

要法办，不要“马上就办办”办

    以制度推进“马上就办”，既简单有效，符合法治精神，又能节约行政资源，为什么不订立这样的制度，而是成立“马上就办办”呢？这反映了不同的思维：遇到某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设立某个制度，还是设立一个机构。这两种思维，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马上就办办”———办公室治，实质上就是人治。所以，马上就办，只能依靠法办，不能依靠“马上就办办”来办。

关键要做到名副其实

    帖子发布不到一天的时间，已经吸引了500余名网友参与了讨论，“马上就办办公室”也获得了网友们一致的赞许。

网友“蜘蛛侠888”说，“贴近生活”；网友“青果果虫”说，“希望能办出实事，办出民心”；网友“齐鲁汶人”发帖说，“老百姓希望马上就办”……

  ■提高行政效能到底该咋办？

效率问题需要从机制上对机关效能有量化指标的硬约束，和奖勤罚懒的硬规定，甚至机构也应当更重瘦身整合。（大公报）

机关“玩风”损害公信力

政府机构、办公场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平台,应该保持足够的严肃性、服务性和公信力。“掼蛋”成风的现象,不仅耽误了机关人员的本职工作,而且给民众留下不好的印象,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因此,相关部门必须推行严格的考评、督查制度,严肃查处懈怠工作的人和事,让机关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用在破解难题、为民办事上。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难题,只有如此,不断滋生的“玩风”才能得到根治。

提高政府绩效 先抓办事效率

办事效率问题，说到底是权力观和群众观的问题。如果认识到权力来自人民，权力运行是为了人民，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设身处地为老百姓办好事，早办事，办成事。

服务型政府需要法治保障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需要观念更新，更需要法治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由原来的单纯控制者和裁判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意味着施政目标完全由行政机关和专家决定，转变为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政府从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更多地转移到公共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认为，“服务型政府适应了我国面向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两个过程一起走的现实，是一种更理性、有效率的政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