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用人是凝聚战斗力的坚强保证

● 张润东

拿破仑曾说“狮子统帅的绵羊军队要胜于绵羊统帅的狮子军队”。 中国有句通俗的名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凸显了军队选才用人的重要性。近代甲午战争的可耻失败，不仅仅是清王朝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的失败，不仅仅是洋务运动和晚清中兴的赫然夭折，也不仅仅损失了2亿3千万两白银、割让了宝岛台湾和被迫洞开中国腹地，更是以血的代价、警世之钟告诫我们：用人的腐败，从根本上毁灭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1891年李鸿章首次检阅北洋海军，当时的中堂大人，何其洋洋自得！他在给清廷的上书中说：“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笔下的北洋海军，犹如海上长城，坚不可摧。短短三年，牛皮吹破。“日异月新”、“深固不摇”的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一较量，溃不成军，李鸿章当年在天津卫检阅时看走了眼，不识北洋海军之外强中干。

北洋海军之所以不堪一击，与李鸿章用人的腐败有直接的关系。甲午海战中，叶志超、方伯谦等清军将领谎报军情，欺上瞒下，编撰战果，造假邀功，畏敌如虎，只顾逃命。李鸿章给一帮品质拙劣之辈委以重任，赋予肥差，任凭他们巧取豪夺。而他手下那些为了国家为了军队的利益殚精竭虑的忠臣良将，如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等，大多郁郁而不得志。以至于左宝贵、聂士成、徐邦道这些出类拔萃、英勇善战的将领长期被迫屈居于叶志超、方伯谦这等贪生怕死、腐败无能的军功骗子和宋庆这样的庸才统率之下进退两难、坐以待毙。战事在即，卫汝贵等仍在大肆克扣军饷，发国难之横财；军舰出海参战，天津机器局竟无炮弹可发，“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仅有重弹3枚，且其中还有掺沙子的假货——没有炸药的哑弹！负责人竟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张私吞天津机器局多少弹药采办款，只有天知道。除了“将不知兵，兵不知械”、枪弹不匹配和质量伪劣之类的严重问题之外，更有全面负责旅顺基地后勤保障任务的“隐帅”龚照屿之流，中日未开战，他已狼狈逃窜，以至全军不战自溃！

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宽容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日军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其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在这种形势下，洞悉清朝军队的日军最终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北洋海军却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则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在战争中文武官员的无能无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人后，无一不是用人腐败的结果。看似不起眼的软实力因素，将表面的战舰、火炮硬实力消解大半，终铸甲午败局。甲午战争的惨败，再次警示我们：腐朽的军政体制，制造腐败的用人环境；腐败的用人环境，是滋生腐败官员的温床；用好一个官，带动一大批人；用错一个人，毁掉一个集体。一支军队，只有建立健全反腐败机制，从源头上扼制和消灭腐败，才能纯洁队伍、凝聚军心民意，这也是提高党和军队战斗力的必然要求和坚强保证。

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莫不决定于当权者对人才的鉴识和正确使用。

公元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大帝御驾亲征，率大军第二次赴西北，激战4个月，驱逐沙俄侵略者，剿除噶尔丹残部，收复被沙俄抢占的疆土。清除了多年心腹大患，班师凯旋。只因一份六百里加急奏章，使得大喜的日子变得极其沉重：所阅奏章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遗折《君恩深重疏》，施琅将军，则在康熙西征途中逝于任上。为痛失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贤臣，康熙辍朝不出，独自在御书房默然伤神。之后，他挥笔书“襄壮公”三字，颁发谕旨，赐施琅谥号为“襄壮公”，加封“太子少傅、光禄大夫”。

爱新觉罗·玄烨8岁登基，年号康熙，在位61年文功武治显赫，威名扬于四海。执政期间，所用文臣武将，所封的王侯公卿，不计其数。而施琅的死竟让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悲痛万分，足见施琅大将军在其心中的地位之特殊。

毋庸置疑，施琅是当时不可多得的贤臣良将，作家马丽华在为安然的鸿著《施琅大将军》所作的跋中日：施琅历经半生的挫折，在苦读圣贤省察自身之后，被重新启用之际已然在思想方面重新披挂，何尝不是幸来一桩——在报仇雪恨的原始冲动上，当一片建功立业的壮阔前景展现开来，他听到了召唤，有了更高的追求——你尽可以将之视为对于功名的追求。最终兵不血刃平定台湾，面对仇家（郑成功集团）一泯恩仇，成为施琅人格的制高点、修为的高光部，令时人和后世称道和仰望。

施伟青教授的《施琅年谱考略》云：“施琅的杰出之处，恰恰就在于他肯于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却冒波涛之险、炮火之猛、生命之危，尽管他是怀着复杂的思想动机。施琅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这就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人之所在。当然，其时主张平台者还有一些人，但是，敢于身膺专征重任而挥师渡海者则仅他一人。”

施琅的提拔重用，与他个人的德才有关，与“伯乐”的识才举才用才爱才有关，与用人的大环境、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正如作家马丽华所说：施琅所遇，并非别的什么封建君主，而是“千古一帝”的康熙。也只有如此帝王才具有如此魄力，起用、重用、并赋予施琅以对台“专征权”。隔着几百年说起来，仍不禁为这位帝王捏了一把汗。在这一过程中，几位举荐者自然也是功不可没。当朝大学士李光地循循善诱，有理有节，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拍板；而那位未谋施琅其面、竟敢以全家上下百余口人的性命作担保的姚启圣，则显得既冒失又可爱，尤其可嘉。

可以说，施琅的起用，关乎大清国疆土完整、江山一统的大局，是康熙政权最值得大写特写的一笔，是大清王朝乃至中华民族史册上最辉煌的一页，施琅因欣遇明君而荣幸，康熙大帝的生命里因得到施琅如此国之栋梁而精彩，更是国家荐贤用人成功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英明果断将刘青山、张子善、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李纪周、王立军等为代表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和人民的队伍，受到法律的严惩和历史的审判，纯洁了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凝聚了军心民心。今天，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建立的文明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就是秉承和创造了科学的正确的用人机制，选培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领航人掌舵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2008年2月17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树立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重要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正确用人的这“六大导向”， 为当前和今后的组织和干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确立了新标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非常值得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和地方各级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仔细研究、深刻领会、认真把握、科学运用；他还强调，要进一步规范选人用人权力运作方式和程序，加快建立选人用人失误失察责任追究制度，用严密的程序和刚性的责任保证把人选准用好，使跑官要官者没有市场，让买官卖官者受到处罚。这既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组织人力基础保障，更是有效提升党和军队正确用人凝聚战斗力的坚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