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

王太广

老朋友到家，几十年未见面，旧事说不完。说话间我不由得从柜子里搬出几本厚厚的影集。在翻阅着老照片的同时，也勾起了我对照相的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比较难。我们小学毕业就没有照合影。到初中毕业时，为了照毕业照，星期天一大早就起床赶到驻马店（镇）火车站西边的红旗照相馆。由于人太多，买了票再排号，一直等到十二点多才轮到我。我刚往小凳子上一坐，几盏大灯同时打开，灼热的灯光加上精神的紧张，身上直冒汗。尽管照相师傅反复说：“放松点，别紧张，微笑一点，看我这。”自己依然神情木讷，面无表情，双眼直视，呆若木鸡，双唇不知该张该合。照相师傅看照相的人太多，也不再说话了，只听“咔嚓”，说了声“好了！”把灯一关，让我站起。两个星期后，当我把照片取出来一看，不仅头发不齐，且嘴唇似张非张，叫人看了好笑。更有意思的是全班的合影照基本上还可以，只有一位女同学的脸是模糊的。当时，同学们对此有很多猜测，有的甚至说：“是鬼附到她身上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照相师傅按快门的一刹那她扭头了。

年轻人照相容易，无非是跑跑腿而已，农村的老年人就难了，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的春天，汝南县国营照相馆有两位年轻人下乡流动照相，当转到我们村时，我抓住机会给爷爷照了一张相。农村的家院比较杂乱，照相师傅说，背景不能显土坯、砖墙、墙角、树木、树荫……我让他到村头去，他又嫌太远。我只好进屋找一个床单，我和另一位照相师傅举着，才给爷爷照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的农民自己买了照相机，找人画布景，配上必要的道具或到乡下流动照相，或在乡镇集上租房建照相馆。有的乡镇文化站也以“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名义建起了照相馆。农民照相从此不再难了。

我从事照相是从1984年8月开始的。我调到汝南县委宣传部后，开始从事专职新闻报道。当时给我配了一架“上海海鸥牌120”照相机。宣传部干事付维松从事了多年新闻摄影工作，他不仅给我介绍了照相机的原理、结构、性能、特征，还讲解了如何调焦距、光圈、速度以及如何冲胶卷、放大照片和显影、定影、上光、切割等技术要领。

我第一次按快门是与付维松到宿鸭湖渔业生产公司采访。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了鱼苗繁殖场，当看到渔业职工在繁化池里捞鱼苗，准备投放到宿鸭湖里，这题材很好。付维松一看这场面，飞快地把自行车一放，鞋子一脱，举着照相机就下水了。我被他这一举动感染了，顺势抓拍了一个画面，取名为《深入采访》。这幅照片很快刊登在《新闻战线》、《河南日报通讯》等报刊上。从此，更激发了我喜爱摄影的热情。从此，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带着照相机，发现什么新鲜的事情、美丽的风景、生动的场面就照下来。一年下来，有二三十幅新闻、艺术摄影作品在中央、省、地报刊上发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彩色照片的冲洗扩印在县级城市出现，照片的效果又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后来，随着傻瓜照相机的普及，以及数码相机、手机相机的广泛使用，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照相机，人人基本上都能拍照片。照相已不再神奇、不再神秘。

照相虽然是瞬间的工夫，但它记录的是历史、是真实。照相的发展、变化和历程，不仅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也是我们的人生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