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倒把

□ 王太广

在我懵懂的记忆中，我家紧挨驻新公路水屯马车场。每天夜晚，许多马车入住后，人们都要寻找吃的东西。母亲发现了这点商机，做一大锅面片用铁桶提去，很快就卖光了。虽然只有一毛钱一碗，但家里总算有了活便钱。不过，没过多久，就被公社“市管会”的人发现了，再也不敢做这样的生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投机倒把行为。一旦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轻者批判，重者判刑。

尽管投机倒把会为人们带来危险，但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去投机倒把。俺队就有不少人喜欢投机倒把，如徐元、韩全中等社员听说“蹬大轮”能赚钱，就装一布袋分给自家的黄豆，扛到驻马店火车站货场，等到往南行的货车停稳后，几个人把布袋分别放到火车车厢里。当火车到达武汉后，每个人身上荡的都是灰，脸上像从煤窑里出来的矿工一样黑。武汉火车站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有人专做大米兑换黄豆的生意。看见这些扛布袋的人累得呲牙咧嘴便主动搭讪：“大哥、大哥，你累了，我替你扛吧！”亲热得好像一家人。当徐元走到人多的地方时，遇到一个又一个人挤扛推搡，使他与扛自己布袋的人越离越远，直至找不到踪影，被骗走。徐元被气得哭天无泪，自认倒霉。还有徐元的弟弟徐妮娃，曾经有次去信阳籴大米，虽然东西没有被骗走，但在信阳火车站把一袋大米摞到车厢上，火车就缓缓开动了。他蹬了几下，就是上不去火车，只好跟着火车跑，终于被后边一个车厢里本庄的社员拉着手拽到火车上，身上虽有几处外伤，好在没出大问题。徐妮娃此行一无所获。其他几个社员怕他回家不好向家人交待，相互给他匀点大米。从此，徐元和徐妮娃再也不提“蹬大轮”、“搭荒车”的事了。

俺大队八队有个社员叫王长套，别看他长得憨厚朴实，脑袋瓜却灵活得很。在水屯集上，王长套发现棉布俏销，就把平常攒的钱聚起来，跑到安徽一带贩回一批老粗布。这些老粗布印的花型就像青瓷瓶上的兰花一样，非常好看，价格不高，每次运回来没几天就售罄了。一来二去，王长套赚了不少钱，家里的生活慢慢滋润起来。他见多识广，有经营头脑，发现哪地方的物价便宜、哪地方的物价贵，就贱买贵卖。从布票到布料，从衣着到穿戴，从黄豆到大米，从芝麻到香油，生意越做越大，手里越来越有钱，乡亲们找他借个三块五块从没拒绝过。他家很快盖起了三间大瓦房，一下子成了当地有名的“暴发户”。没成想东窗事发，让红了眼的人揭发上去了，一个罪名定下来——投机倒把。全大队的社员集中在大队部开批判会。大队干部滔滔不绝地批判资本主义，之后高喊一声“把投机倒把分子王长套带上来”。我看见王长套穿的是四个兜的毛呢褂，胸前挂着一个麻绳绑的硬纸壳牌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王长套”。一位大队干部让他检讨，他用生硬的口气说：“都别向我学习，我是投机倒把分子，罪该万死！”当时，刚放过一个彩色电影故事片《青松岭》。那位干部借机说：“这个王长套就跟《青松岭》电影里的钱广一样，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活动，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

我也干了一回“投机倒把”。1973年初冬，母亲给我小半袋芝麻，让我到驻马店去卖。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背着芝麻来到二七广场东侧的街边，放下袋子，卷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旁边等候买主。当太阳升到一竿子高时，市场上的人多了起来。突然，几个衣袖上戴着红袖章的人边走边呵斥身旁几个扛布袋的人。我不由得吓了一跳，千万别把我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果不其然，一个戴红袖章的人冲我嚷道：“你，这是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小半袋芝麻。我说：“这是生产队分的……”“不行，掂着东西跟我们走！”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一样，语气更像是命令一般，分明是又逮住了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我和那几个“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粮袋都被放在外间，人则被聚集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是那几个卖粮食的。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自己是投机倒把。一位农村妇女哭泣着哀求：“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里分给俺的口粮啊，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恶狠狠地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别装了，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旁边的另一个戴红袖章的人接着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他显然是用毛主席语录去批判卖粮人。

我哪有心听他们的说教和训斥，只是想着怎样尽快脱身。我乘他们集中精力教训“粮贩子”时，便乘机离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从哪来的那股子劲，掂起那半袋芝麻撒腿就跑，很快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之中。顺着平等街、共和街一路东行，见后边没人追赶，我才松了口气。后来，我每次到驻马店，再也不敢去二七广场一带买卖东西了，生怕被戴红袖章的人认出来，再逮进去。

想起当年的“投机倒把”，我的心里总会泛起苦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