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黄的考卷 尘封的记忆

冯华豫

图为本人1977年的考卷。  冯华豫 摄

下面图片显示的，是我1977年12月10日至11日参加高考时的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科考卷（考号：8207），原来存放在泌阳县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中。15年后，在组织部整理、规范档案时，本人才从清理掉的废纸堆里寻到，一直珍存到今天。  

面对这些发黄的考卷，尘封了34年的记忆影集，一页页在我面前翻开。

1977年，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全国570多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华夏儿女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也是全国数百万名考生的人生拐点。眼下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对这次特殊时期的高考过程进行了深刻反映。

本人有幸成为全国570多万名特殊时期考生中的一员，为迎接这次人生拐点的到来，我走过了一条充满奋斗艰辛更富有传奇色彩的路。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最不走运的一代。刚出生不久，正急需长身体的时候，偏赶上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身体受到损害；刚入小学，需要长知识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荒废了学业；到了法定婚龄，需要结婚生子的时候，还得继续攻读大学，深以为然。

我出生在世代农民之家，受父母亲教诲，从小就勤奋读书，立志考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才刚满16周岁。然而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农民子弟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只有回乡务农。离校时，班主任张建业老师送给我两句名言：“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这是德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歌德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倾其60年之精力所作世界巨著《浮士德》中的两句总结性格言。揣着这两句名言，我回到了美丽而贫困的家乡。

从此，我在前景十分渺茫的道路上，凭借着“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而拼搏。让我放牛，就把生产队的耕牛养得肥肥的；让我挖塘泥、修水库、拾畜粪、做农活，样样都走在前面，从不挑肥拣瘦。在生产队群众选举大会上，我荣登全村好人榜之首，并当选为邓庄大队和大路庄公社劳动模范。在父老乡亲的竭力推荐下，次年金秋时节，我当上了大队初中民办教师。其间，我一面兢兢业业完成教学任务，一面抽空搞文艺创作。我创作的多幕豫剧《红星风云》，被泌阳县文教局举办的文艺调演时选中，在县人民剧院演出长达55分钟。生动的戏剧情节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使演出获得成功，受到好评。调演结束后，全县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共18个人参加的泌阳县业余文艺创作组，我和来自杨家集公社的回乡青年张增家（现任泌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有幸成为文艺创作组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组负责人是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焦振华老师（后曾担任泌阳一高校长职务）。

我写作上小有成就，逐渐引起了公社和大队主要领导的重视。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任大路庄公社党委书记龚书兰来到我们村蹲点，在龚书兰和邓庄大队党支部的推荐下，我又从学校抽出，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并研究确定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而重点培养。适逢全国积极响应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抓纲治国”号召，农村到处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大路庄公社成立了农田水利建设指挥部，各大队民工突击队集中在一起，实行大兵团联合作战。我义无返顾带领邓庄大队民工突击队同其他大队一起，巡回奋战在大路庄公社广袤的热土上。我曾在迎风招展的猎猎红旗下，带领民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深翻耕地，筑造梯田，修建水库，开引水渠，直到1977年高考前夕，我还在白云山深处，身着单衣，挥汗如雨，同民工一起推着装满土石的架子车，没日没夜飞奔在新建水库的沸腾工地上。

其实，早在距离高考两个月前，我已经接到了已调往驻马店师专任教的张建业恩师的来信，知道了教育部有关恢复高考的信息。当时，我如果及时从农田水利建设的“火线上”撤出，抓紧时间复习准备，完全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录取到一个档次比较高的院校就读。但是由于公社党委龚书兰书记和大队党支部都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他们执意要把我先培养成大队党支部书记，然后走1972年曾从优秀大队党支部书记中选拔国家干部的老路。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多次找我谈话：“你是我最值得信任、最理想的接班人，我已经上了年纪，实在舍不得让你走。”几次向我表态：“咱邓庄大队今后如果发展一个党员，那就是你。”当时从主观上来说，公社和大队的主要领导都热情挽留我，确实出于好心好意，我现在回想起来，仍十分感谢他们。但客观上也确实影响了我的复习时间，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在张建业恩师的多次催促下，直到距离高考不足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才从白云山深处水库工地的民工队伍中，挑选了一个关系较好、威信较高同时愿意慷慨与我担责分忧的同志暂时代理我领队。然后，我才悄悄回到家，从高考报名处托人补办了一个准考证，接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上了考场。

进入考场，脑海一片迷茫。一张张考卷上似曾相识的考题，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考场上，看到那些经过充分准备、脸上写满自信、在考卷上笔走龙蛇的考生们，我是多么羡慕。四科考试，两天结束，下了考场，我又在公社和大队主要领导都不知晓的情况下，悄悄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当时经验尚不充分，程序尚不完善。考生们既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又不允许自己查分，几个月下来，我把高考的事渐渐忘在了脑后。

转眼到了1978年4月初，我又接到大队党支部的通知，派我到正阳县学习高产水稻种植技术，学成后回乡推广。4月12日夜晚，我正在正阳县委招待所认真整理当天省农科院专家讲解的高产水稻种植笔记，本村和我同龄的一个好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递给我一个盖着河南省汝南师范学校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已经在3天前寄到了你家，你明天早晨赶紧坐班车到泌阳县粮食局和公安局，办理粮食、户口迁移关系，5月15日前到汝南师范学校报到。”

在正阳县委招待所明亮的灯光下，我含着热泪，手捧迟到的大红录取通知书，一遍又一遍默默地念叨着张建业恩师送给我的名言：“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通知书啊通知书，你是我数年辛酸苦辣的结晶，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尽管只是考了个中专学校，我仍十分珍惜（15年后我得到考卷时才知道，当年统计时，把我的语文考卷少统计了10分，实际应该被大专院校录取）。我决心在今后新的工作岗位上，不管风吹雨打，依然坚守自强不息的信念，恪尽职守，为新的事业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