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有助全球金融稳定

    迄今全球真正完成货币国际化程序且先后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货币，只有英镑和美元，其背后均有密布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体系的强力支撑。因此，一国货币能否真正国际化，尽管取决于该国货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否水到渠成，但真正的决定因素还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的内生性强大以及全球性力量体系的配套建设。在“大块头”的中国资本尚未真正形成“金融资本力”之前，尽管可以憧憬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但一切还须从长计议。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表态，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步入开闸的最后阶段，或曰读秒区。而在华访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前景预期，亦点燃了市场对人民币加入国际主流货币俱乐部的热情。

    按周小川行长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尚需打通三个环节，亦即境内境外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外汇管理条例》相关条目的修改。换句话说，上述三个层面的工作推动，就是对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着力扩大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项目下的跨境使用，进而推动人民币作为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深度嵌入全球货币体系。

    事实上，我国近几年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多边经济合作领域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准备基础条件的。

    无论是2013年9月启动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的先行先试，抑或去年11月启动的“沪港通”，深具指标意义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亚太与欧陆的搭建，还是人民币国际清算网络的全球性布局安排，乃至更具指标意义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陆续筹备与组建，以及我国力主推行建立亚太自贸区，等等，所有这些，均打开了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特别是近期在国际上被广泛关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会员国层级的显著提升，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包括经典资本主义强国在内的欧陆国家对中国金融领导能力与潜力的乐观预期。笔者预计，随着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标志性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陆续开张运营，中国资本和中国创意以及基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成长的人民币国际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当今世界金融话语权范式变迁，进而改变全球经济与金融版图。

    而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调来看，自从2009年开始启动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4年底，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到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2014年人民币跨境收支占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截至2014年末，RQF试点扩大到1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在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与28个国家的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业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七大储备货币，国际化步伐显著提速。

    当然，笔者并不认同所谓人民币年底之前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为了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尽管IMF年底之前的确要重新评估SDR货币篮子，而备受期待的人民币届时能否加入由美元、欧元、英镑以及日元等把持的货币俱乐部，也要看人民币能否顺利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不过，对于IMF这样一个本身处于改革停摆状态且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际影响日渐式微的国际经济组织而言，中国所做的一切未必是要迎合它，而是如何通过本身力量的发育来更好地为全球金融稳定服务。

    因此，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何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可兑换，尽管有大致的时间表，例如，今年底或者明年初，但我国央行并没有向世界公开这个时间表，这是基于审慎和相机原则。换句话说，即便最高货币当局在经过全面评估之后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可以开闸了，但究竟何时开闸，也得看央行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以及风险可控程度有无充足把握。

    看发达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经历，除了英美等金融强国较早采取相对自由的资本项目体制之外，大部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完成资本项目全面开放进程，渐进式特征明显。因为资本项目开放要求一国放弃固定汇率，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还要求对过度资本流动采取审慎管理措施，只有当汇率弹性较充分且监管水平达到相对成熟之后，全面放开资本管制的时间窗口才基本来临。

    而从我国的战略布局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的战略架构，其实施以2020年为重要时间节点。因为中央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非常高，绝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兑换，而是要在贸易、投资和储备货币领域均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按照笔者的估计，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而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个时间跨度至少需要20年。

    虽然人民币目前还远远谈不上是美元的竞争对手，例如，在全球交易货币量中，人民币所占份额不足3%，不足美元的5%；在极具战略意义的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独家垄断，要将数以万亿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换成“石油人民币”，短期内根本不具现实可能性；至于处于货币功能最高层次的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储备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所占比例在60%左右。但在深谙全球金融竞争趋势的美国看来，人民币迟早要进入美元的敏感地带，切割美元独享的红利，这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金融资本决不会轻易接受的。美国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咄咄逼人的日元实施高密度的打压，最终使得日元国际化进退失据。这个前车之鉴值得中国时时记取。

    可见，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是中国“金融资本力”内生性发育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还涉及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迄今为止，全球真正完成货币国际化程序且先后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货币，也只有英镑和美元。而英美两国之所以最终成为全球真正意义上的超级金融强国，其背后均有密布全球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体系的强力支撑。因此，一国货币国际化能否真正实现，尽管取决于该国货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能否水到渠成，但真正的决定因素还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的内生性强大以及全球性力量体系的配套建设。在“大块头”的中国资本尚未真正形成“金融资本力”之前，尽管可以憧憬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但一切还须从长计议。（□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