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王永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律，强化道德对法律支撑作用。

法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道德与法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首先，法律不断促进道德的形成。法律通过确认或吸收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而直接促进道德目标，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观念是相重合的。法律是维系社会运转和发展的最低和最基本的道德观要求。道德观的基本要求不仅是法律构成的基础，而且在很多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具体的法律规范。现代法律精神首先应确立宪法至上的理念，把道德通过立法表现为宪法中的原则性、指导性和倡导性，从宪法这一根本法角度来确认和宣告理想道德的地位、性质和目标。中国古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与行为，就是法与德在价值内容上的融合。其次，现代法律不仅表现于外在司法审判制度的运行，而且更代表了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评判。现代法律主导下的法院公平审判是以法律和诉讼制度来扶植正气、压制邪气，使社会公众切身感受到国家法律以具体审判活动的形式对高尚道德的推崇和推行，从而弘扬道德观念。

法治要立足自己的国情。法治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搞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了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法治必须贯彻诚信道德原则。法治本质上是一种对法律权威敬畏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诚信。因为法律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具有“契约性”的社会关系，它要求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都必须贯彻诚信的原则，诚信原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诚信法律原则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其道德基础，这是法律权威性之公正力量的重要来源。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使变法治国之策得以贯彻，就是一个证明。离开了社会诚信，法治精神既难以确立，更难以弘扬。

数千年来，这种诚信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因，渗透在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中。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基本道德准则；牢固树立和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和本色，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先进政党的道德期盼和要求。正是靠着这种取信于民、说话算话、担当负责的精神和作风，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被赋予了执政的重任。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新阶段。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只有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只有真实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获得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也只有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的法律才能有效实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科学的继承和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的道德体系，使之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中共驻马店市驿城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