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法治利剑治理涉农蛀虫

胡殿文

 “村官不算官，硬扛半边天”。这句话是对村干部的形象说法。这个群体的一言一行，对群众的影响力不可小觑。２０１３年以来，河南重点查处了一批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截至目前，共查处涉农领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４７４３宗，逾６８００名涉农“蛀虫”被查。其中，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３１９３宗４３９１人，涉案总金额１９．３亿多元人民币；查办涉农渎职侵权犯罪案件１５５０宗２４７４人，其中卷入要案的有６９人，厅级官员３人。这些案件涉及征地拆迁和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专项款物管理、新农村建设等３０多个领域。在查处的涉农惠民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占三分之二以上。犯罪人员多为单位的“一把手”或直接主管、经管人员。据悉，从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河南省检察机关将集中开展为期两年的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活动，加大打击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力度。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截至今年5月底，中央纪委网站曝光的131起案例中，涉及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案件有72起，超过处理总数的一半。去年一项统计显示，自2013年起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总金额达22亿元。“小官巨腐”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反腐不只是打“老虎”，“拍苍蝇”同样重要，因为“基层干部的腐败是最具离心力的腐败”。某机构一项关于“2015年反腐期待”的社会调查显示，“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腐败”以76.4％的得票率成为群众的“最期待”。今年年初，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对待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基层办法不多，打击震慑力度不够。其后，中央纪委多次表态惩腐高压将更有力地向基层传递。　应该看到，村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是现实问题。一些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认为“村官”不是“官”，天高皇帝远，法律管不到；有的自视为“土皇帝”，唯我独尊，恣意妄为。北京市佛满村原支书郭小万挪用公款，在一年多时间里，竟然从村集体银行账户划转资金达1954万。调查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村官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经济落后地区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蚁穴”，与洪水巨浪一样，能摧毁千里之堤。 

全国村级组织数量众多，村干部队伍甚是庞大。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末梢神经，他们直接面对农民，其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基层亿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村干部身份是地道的农民，干的却是国家干部的工作。有专家指出：村官的实质性权力，一个来自政府系统，一个来自社会自治体。村官手握政府授予的资源管理权力，但监督和制约其权力的，主要还是社会自治体即村民，权力监管上的不对称，成为村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基层腐败，河南省纪委信访室副主任刘清理说：“权力和责任是一架天平的两端，当贪欲、纵容和落后思维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砝码蛀空，‘小官任性’就会横行乡里，打破基层政治生态平衡，党组织的稳固也就无从谈起。”标本兼治， 猛药去疴 ，反腐倡廉不在官位高低 。2014年的一次基层调研中，河南省纪委信访室副主任王新展了解到了基层的一些用权乱象。 比如惠民补贴、危房改造，凡经手项目，有机可乘就“雁过拔毛”，甚至来个集体资金“乾坤大挪移”、以丑为美大搞“四风”。 王新展说：“基层腐败是沉疴积弊、权力惯性‘摸黑走路’，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腐败机会更多，一定要猛药去疴。” 2014年， 河南省斩获的3719起线索以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为主，有上千万的“大案”，但更多是几万、几千、几百元的“小案。”以此可见，反腐莫论事大小，倡廉不在位高低，动辄则咎，严查严办。  

严查群众身边的腐败，就要着力解决以下的问题：一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二是基层党员干部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以权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三是涉农、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和领域违规收费和收受红包、购物卡等突出问题；四是“小官巨腐”等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五是基层党委、纪委“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听之任之，或者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袒护包庇等问题。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惩治村官腐败，必须高擎法治利剑，不断改革创新，做到正风肃纪和制度建设双管齐下。就前者来讲，村官尽管不是真正的“官”，可一旦被赋予官员才有的权力，就有责任用好权、当好家。要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让知法守法成为常态。不管是谁，不管贡献有多大，只要滥用权力、徇私舞弊，就要付出代价，受到惩治，以持续不断的反腐高压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