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忆如何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队伍里，除了浴血疆场的猛士，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穿梭于抗战的前线后方，以镜头为武器，以胶片为甲胄，不仅记录了中华儿女家园沦陷的痛与恨、舍命报国的勇与诚，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团结抗日的精神面貌。他们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极具生命活力、艺术魅力与历史影响力的影视作品，不仅在当时鼓舞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日洪流，而且为后世留存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诸多珍贵记忆。这群把爱国赤诚付诸影像的战士今天已经渐次远行，但他们的作品与精神，却足以为后来人所记取。

　　——编 者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天下人心向延安

　　王一岩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周恩来亲自组织、安排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有计划地撤离上海，聚集到当时的抗战领导中心武汉。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分管文艺的政治部第三厅则由郭沫若任厅长、共产党员阳翰笙担任办公厅主任。那时，自编自导自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的袁牧之找到阳翰笙，要求上前线去拍摄反映八路军抗日的纪录片。不久阳翰笙告诉袁牧之，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组建电影团，周恩来还委派他去香港购买胶片和机器。袁牧之喜出望外，立刻动身前往香港，在廖承志的支持下，购得了16毫米摄影机等器材和数万米胶片。回到武汉的时候，袁牧之见到了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并从后者手中获得了埃姆摄影机和一些剩余胶片的资助。

　　1938年秋天，袁牧之和吴印咸携带所有的摄影器材和电影胶片，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袁牧之担任编导，负责艺术创作。电影团成立后，袁牧之立即开始采访，并完成了脚本写作，纪录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10月的一天，陕北公学、抗大等部分青年学生登上华侨捐赠的两部卡车，随延安电影团前往黄陵县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所以选择在黄帝陵开机拍摄第一个镜头。根据参加拍摄的青年学生、后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国家电影局局长陈播生前回忆，由于胶片紧缺，拍摄严格按照袁牧之的采访提纲进行。第一个镜头就是黄帝陵的石碑，第二个镜头俯拍公路上行走的男女青年学生，第三个、第四个镜头也是陈播等青年学生背着行李从各个方向奔赴延安。

　　影片拍摄并非一帆风顺。一天早晨，摄影师吴印咸在延安的南门城墙上架好了摄影机，陈播等青年学生和八路军战士列队在高高的城墙下等待。只等导演袁牧之一声令下“开麦拉”，就从巨幅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标语前走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预演了几次后正准备正式拍摄时，一场大雨从天而降。这个“大场面”的第一次拍摄只好草草收场。

　　那时，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等电影团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他们记录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景；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生活、生产、经济的发展，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延安的自然风貌；晋东南、晋西北和河北地区八路军、民兵和儿童团的抗日斗争；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场景……用一个个电影镜头表现了“天下人心向延安”的主题思想。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前期拍摄完成后，因延安没有电力、清洁用水，也没有制作设备，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于是中央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

1940年初，袁牧之把拍摄的35毫米胶片部分带去苏联，于1941年在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片子基本制作完成。然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袁牧之随着莫斯科所有的重要机构迁往西伯利亚。迁移途中，胶片素材遗失大半。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 曾由陈播同志去苏联找回一部分影片资料， 其中有不少是抗战期间拍摄的。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一直没有找到。

　　虽然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最终没能与观众见面，但是回望硝烟，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用影像为时代记录的不懈努力，依旧值得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之后，电影团又拍摄了《南泥湾》《十月革命节》《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大量纪录片、新闻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最珍贵的影像。

　　（作者系中央新影纪录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93岁秦怡深情回忆

　　我这样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

　　1938年夏，我只身逃离家庭。当时16岁的我幼稚简单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做亡国奴，去前线抗日。

　　当时的电影创作与戏剧演出构成了大后方文艺领域的一道风景。两者平行而又交叉，许多文化人既是电影创作的主力又是戏剧运动的中坚力量。抗战初期，戏剧活动集中于上海和武汉，武汉失陷后各方文化界人士涌向了重庆。我一路跟着大家走，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从武汉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接触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以及更多的文艺家，他们是我从事艺术的启蒙老师。

　　史东山早在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了《共赴国难》。1938年他拍摄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战后推出的第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电影，和后来的《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被称为“抗战四部曲”。抗战胜利后，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和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组织联华影艺社，成为抗战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他编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应云卫早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导演的《八百壮士》上映后轰动武汉，成为场面宏大、悲壮激烈的抗战电影的代表。1940年，他赶赴内蒙古草原外景地，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蒙汉团结抗日的影片《塞上风云》。两位导演的言传身教至今令我难忘。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对电影拍摄控制得很严。1942年初香港沦陷后，原先从香港进来的电影器材供应出现断档，大后方的电影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戏剧便成为我们电影人的战场。

　　在日军飞机整日轰炸的情况下，应云卫、陈白尘曾带领我们十几个青年，住在南岸黄角桠一间破木板房里。我们既是编、导、演，又是炊事员、采购员，还要兼管化妆、服装、道具。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于1941年11月底在重庆演出。

　　有一年过年时，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同桌的几人中有一位是周恩来同志。吃饭时，周恩来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做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歌，就在那里混混。”他就问：“你唱什么歌？”我还很理直气壮：“当然是抗战歌曲了。”他就说：“你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你想想看，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鼓舞下，走上了前线，浴血奋战取得了胜利。”这件事情教育我，即使一个最普通的角色，在抗战中也有自己的价值。

　　在党和许多同志的支持下，我们演出了一部又一部戏：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愁城记》、老舍编剧的《面子问题》、阳翰笙编剧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屈原》、石凌鹤编剧的《战斗的女性》，还有外国的《茶花女》《钦差大臣》等等。就这样，我从一个不想当演员的人，爱上了这个事业， 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