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革命烈士孙炳文的知心爱人

 “妈妈同志”任锐革命烈士孙炳文的知心爱人

□晚报记者   张广智  王莹   通讯员   谢石华  文/图

2012年8月16日，时值纪念任锐烈士诞辰120周年不久，在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的建议、争取下，任锐小女儿孙新世同意将其母墓碑捐给家乡新蔡保管。在新蔡县委宣传部、群工部的共同努力下，由周恩来题写的“任锐同志之墓”的墓碑荣归故里新蔡，新蔡县今是街道十里铺村任庄村的父老乡亲隆重迎接这位优秀中华儿女“回家”。

据谢石华介绍，新蔡县在任庄建纪念冢，连同任锐四妹、五妹墓碑一同立于其父任芝铭墓侧，建成红色教育基地，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任家六姑娘任均（右）与二姐任锐（左）、孙维世于上世纪30年代合影（资料图）。

和四个儿女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洪流

任锐幼时被父亲任芝铭送到尉氏首富、辛亥女侠刘青霞创办的华英女校就读，1908年河南女子师范肄业，1910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她任《国民日报》妇女版编辑，翌年春与该报主编、北大毕业的四川南溪籍同盟会战友孙炳文结婚。当年，因在二次革命中遭到袁世凯通缉，孙炳文携任锐潜回四川，结识朱德等革命志士。

1922年任锐全家返京，支持孙炳文与朱德等赴法留学，自己边抚育子女边入北大旁听深造。1925年9月任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次年参加北京“三·一八”请愿时英勇负伤。

国共合作后，任锐赴广州协助孙炳文工作（孙在黄埔军校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壮烈牺牲，任锐奔走在武汉街头，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之后，任锐十年流亡，矢志不移，足迹遍布南溪、浮山、上海、北平、开封、新蔡等地。1936年回新蔡，任父亲创办的今是中学女生辅导兼小学部主任。

“七·七”事变后，任锐积极动员家乡青年投入抗战，并毅然携六妹任均到郑州组织一支20多人的妇女救护队，救护抗日伤员，受到报章盛赞。

1938年2月，任锐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介绍到延安学习。其时，1934年抱着“求知救国”理想为投奔郭沫若（时在日本）而到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留学的她的长子孙泱，已回国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参加抗战，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奔波在太行山前线。

1935年被送到上海学习戏剧的任锐的长女孙维世，已于“八·一三”上海抗战打响后，孤身到武汉投奔八路军办事处，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收为义女，并被送到延安学习。原在北平上大学的她的次子孙济世和妻子张觉民，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组织抗日话剧团宣传抗日。后经张轸将军介绍，孙济世夫妇到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孙济世到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机要股任职，张觉民则被汤恩伯聘为家庭教师。

任锐的小儿子孙名世，当年只有14岁，被任锐父亲任芝铭送到同盟会旧友、当时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的国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麾下当了一名勤务兵，随军转战在抗日前线。这样，除幼女黄粤生（即孙新世）寄养在后方大姐家外，任锐和4个儿女都投入抗日洪流当中。

在延安被称为“妈妈同志”

在延安，任锐先后与女儿孙维世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同窗共读，一时传为佳话。其间，为了不因母女关系影响各自的学习，任锐要求孙维世不得在同志面前喊她“妈妈”，只能以“同志”相称。因此，入学很长时间同学们都不知道她们是母女关系。可有一次孙维世考了满分，急于向妈妈报喜，放学后就快步追着任锐喊“妈妈——”但刚一出口就想起了与妈妈的“密约”，赶忙补了一句“同志”，但还是被周围的同学发现了秘密。

由于任锐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位老同志，年高德隆，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其他学员随着孙维世喊起了“妈妈同志”。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延安有个老而弥坚的“妈妈同志”。连毛主席在给任锐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周恩来副主席在赠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后面，亲笔题字：“代送给任锐同志妈妈”。

1939年8月26日，任锐离开延安，被组织安排到四川璧山县第五战时儿童保育院工作。次日，女儿孙维世经毛主席特批，随到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副主席离开延安，到苏联学习。

1939年12月初，任锐被调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任锐不仅善于对图书进行分类管理，还经常辅导小战士读书学习，教导他们如何爱惜书籍、重视学习，不断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1940年6月，刚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的商震将军，从湖南防区调任重庆军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周恩来副主席乃通过地下工作者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孙炳文与任锐幼子孙名世的下落。商震不负周恩来重托，不顾特务严密监视，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孙名世，并把他送到重庆一所军校深造。

做任何工作都一丝不苟

任锐埋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1941年初，任锐奉调回延安，既感到由衷高兴，又对在重庆读军校的幼子和散落各处的众儿女放心不下。途中，含泪写下一首七绝：  

 重庆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儿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2月14日，任锐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延安，住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3月5日，完成上交组织的《任锐自传》。不久，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监印。面对这个普通枯燥的工作岗位，任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每次都是先审看文件，再决定是否用印：凡文字模糊不清或有错字的文件一律先改正重印再加盖印章，确保每次印章都盖得方正、清晰、美观适中，并谆谆教导年轻战士管好印、用好印的重要意义，让许多年轻战士从中受到教育。

闲暇时间，她主动到附近窑洞辅导小战士学习，为他们缝补衣服、讲革命故事、人生道理。她经常拿出自己吃小灶待遇的米面，接济伤病同志。她还以弱病之躯积极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尽量减少组织供应，努力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5年3月，为配合中共“七大”追悼烈士的大会议程，任锐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孙炳文同志简史》，并报请朱德总司令审正。3月24日，朱德亲笔复函任锐：

“来信悉。炳文同志传，你写得很好，最亲切，我给以补充，请速寄烈士追悼会陈列。七大会中有一议事日程，是向死难同志悼念（开追悼会），请你预备。另外，在烈士传中，我必从侧面再写，以光其楷模。”并附以下的话：“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朱德年谱》）

已失去丈夫18年的任锐，对朱总司令的肯定、鼓励深受鼓舞。

把五个孩子培养成

国家有用之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次子孙济世调到重庆，任国有企业天府煤矿公司主任秘书兼营运处经理。从此在四川落地生根，以公开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

幼子孙名世在日本投降后离开重庆到延安。这时，饱经苏联卫国战争之苦的大女儿孙维世仍在苏联学习，与黄华（河北磁县人，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共，时任朱德政治秘书。改革开放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共同执笔协助朱总司令完成“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长子孙泱已奔赴东北战场。

组织上原本想把幼子孙名世安排到任锐身边工作，以便照顾她。但任锐认为前方更需要战士。在母子俩仅仅团聚个把月之后，任锐毅然支持幼子奔赴东北战场。

1946年10月，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大女儿孙维世，终于经东北战场回到延安母亲身边，旋即下乡参加土改工作。

任锐与孙炳文14年间生育了5个孩子：孙宁世、孙济世、孙维世、孙名世和孙新世。由于当时的残酷现实，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兄妹5人聚少离多。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才有团圆的机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解放后却劫难重重。

1948年8月，躺在河北平山县朱壕村中央医院病榻上的任锐，看到革命胜利在望，更加思念许久不得音讯的幼子，可不幸的是，到东北战场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的幼子孙名世，就在1946年秋，不幸牺牲于牡丹江炮兵部队！但任锐至死都不知道确切消息。因为，谁也不忍心告诉她真相。

更让任锐想不到的是，她的一双优秀儿女——曾三任朱德秘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孙泱，周总理养女、中国青年实验话剧院（国家话剧院前身）总导演的孙维世，竟在“文革”中被江青、叶群一伙出于险恶的政治目的，分别冠以“日本特务”、“苏修特务”、“三反分子”等莫须有罪名，残忍迫害致死！

1949年4月11日，积劳成疾的老革命家任锐病逝于天津，享年57岁。13日，任锐遗体由北平市人民政府隆重公葬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周恩来亲题墓表，李木庵、董必武迭赋挽诗，《人民日报》曾作连续报道，同事深情回忆的文章常见于报端。其诗作两次全文刊发于《人民日报》，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

2009年，任锐被评为河南省为新中国建立做出卓越贡献的“双60人物”之一。她带领全家投入抗战的民族义举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博大的母爱情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