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艺”宝典

□   徐则挺

2012年10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综合性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一式六卷，辑录了迄今已经发现伟大的戏剧改革家、“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先生的全部文字著作，以及刊载的重要媒体和有关图片。这无疑是樊粹庭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是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各界进行樊氏戏剧艺术研究开发的主要基础和依据。一切樊氏戏剧艺术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不可不对《樊粹庭文集》予以重视。

一、价值与品位

由张大新教授主持编校的《樊粹庭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汇集了樊粹庭先生创作和改编的50多部戏剧文本，辑录了樊粹庭40年艺术生涯的自传、日记、导演手记、论文、随笔、剧评、书信、杂著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剧照、生活照，以及见诸各地报端的评论文章、纪念文字，是樊氏戏剧艺术比较完备的集成式宝典，它填补了近现代豫剧转型变革时期文献资料的空白，全息式地反映了豫剧由粗放简陋期进入成熟繁盛期的动态轨迹，对樊粹庭先生在现代豫剧发展史上开山鼻祖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文集》是樊氏戏剧艺术一座耸入云霄的丰碑，是樊粹庭作为伟大戏剧家踏上中国戏剧史星光大道的坚稳阶石。

《文集》的珍贵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樊粹庭文献资料的征集、钩沉、鉴别与考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完整与准确。由于樊粹庭的创作旺盛期正处在中国社会大灾难、大动荡、大变革即社会兵荒马乱、人民颠沛流离的时期，这就给相关文献资料的保存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加之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盛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颇，也使樊粹庭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丧失了最佳时机。编校者在资料征集上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作为《文集》编校的组织者和主笔，张大新教授秉承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仅自始至终贯彻了“求真求全”的原则，而且在编校体例的处理上体现了一流的学术品位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如对文献资料中存在的“错”、“脱”、“讹”、“衍”等现象，参照多种抄本，加以核对比勘，斟酌厘定；对于樊粹庭先生随手拈来的经典征引，逐一核实原文出处，以保证引文的准确可靠；为了方便读者领会“樊戏”真髓，给戏剧研究者提供便利，编校者在剧目名称后统一加上了剧情简介和人物表。《文集》的出版，不仅为种类众多的地方戏在遗产保护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为其他地方戏的剧目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目前的《文集》虽然在文献的完整性上还存在缺憾，但“樊艺”青山尚在，妩媚多姿，已属难能可贵。《文集》在体制结构和历史地位上堪与《李渔全集》相媲美。如果把《金瓶梅》原文从《李渔全集》中剔除，那么《樊粹庭文集》的规制要大于《李渔全集》。《樊粹庭文集》是对当代人的贡献，更是对历史的贡献，对千秋万代的贡献。

二、“樊艺”的宝库

《文集》作为一座艺术宝库，包含着两个彼此无限交融、密不可分的子系统，一个是樊粹庭的艺术人格、艺术实践、文献积累及其社会反映系统，一个是豫剧蜕变成长、剧目积累及其社会反映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在文献资料上都具有完整性、丰富性、准确性、权威性、独特性。

就樊粹庭的艺术人格、艺术实践、文献积累及其社会反映而言，《文集》令人信服地证明：樊粹庭是一个精神自由奔放、血肉丰满的文化巨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一位豫剧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为戏而生，以戏为命，才华横溢，激情四射，具有杰出的艺术灵感、巨大的创造能力。他既是书香门第、科班出身，又生逢中国社会翻天覆地、风云激荡的时代。天降大任于斯人实在是上天有眼。樊粹庭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亲手完成了豫剧在样式上的经典化。他的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具有斑斓的地域特色。樊粹庭是中国戏曲史上集编、导、演、行业经营、戏剧教育于一身的全职戏剧艺术家、卓越的戏曲教育家。

就近现代豫剧蜕变成长、剧目积累及其社会反映而言，《文集》用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樊粹庭自1920年代中叶进入河南大学起，就抱定“戒绝旧剧恶习，充实自己德能，规正社会人心”的艺术宗旨，投身于豫剧改革事业；经过一个时期的积累和准备，他毅然创办“豫声戏剧学社”和“豫声剧院”，从剧场、舞台、器乐、唱腔、表演、服饰到剧院管理等，对河南梆子这一普通地方剧种实施了全方位、大刀阔斧的革新；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编导了7部大戏，结束了河南梆子无剧本的历史，使河南梆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一举迈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完成了从庙会高台向都市剧场的跨越；1937年“七七事变”后，樊粹庭高举抗日大旗，将“豫声剧院”更名为“狮吼剧团”，编演爱国剧目，动员社会民众，为抗日救亡呐喊助力；1942年，樊粹庭临难不屈，低谷跃起，从流落西安的豫籍难童中招收学员，创办“狮吼儿童剧团”，编写新戏，训练人才，推动了豫剧向全国各地的传播，使豫剧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一个樊粹庭，半部豫剧现代史。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研究樊粹庭，研究樊氏戏剧艺术，研究豫剧改革史，绕不开《文集》。研读《文集》，应该是一切“樊戏”研究者的起点、必修课和基础课。

三、生发和完善

美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形象大于思想。形象大于思想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特定艺术形象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超越了艺术品创造者本人的主观认识，而评论家对于同一个艺术形象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甚至会有别于作者的本意。这一美学命题还可作另一种表达，即文本大于解读。即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集》原本是樊粹庭这一人文形象的副本和背书，但是在樊粹庭百年之后的今天，《文集》就成了人们接触樊粹庭、认识樊粹庭的最主要、最权威的媒介。拿王羲之的《兰亭序》作比喻，就其权威意义而言，《文集》以其本真的属性高于王羲之《兰亭序》的任何一个摹本。自从《文集》问世之后，人们还有两件事可做，一是解读《文集》，从《文集》生发开去；二是完善《文集》，通过钩沉，对《文集》做补充的工作。

就解读《文集》而言，《文集》无疑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有无限的解读空间、生发余地。学者和专家可以从中找到无数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樊粹庭与河南梆子的新生命、从樊粹庭的戏剧实践探索他的戏剧理论、樊粹庭的创作分期、樊粹庭与陈素真、樊粹庭在新中国的戏剧实践、樊粹庭戏剧题材面面观、樊粹庭“戏剧报国”的理念与实践、樊戏编导演员观众“三维互动”的创作机制、樊粹庭笔下的爱情与女性、樊粹庭作为戏剧教育家的实践等。正如关爱和先生在《文集》序言中所论：“《文集》将以丰富翔实的戏剧史料，引导读者进入晦明变幻的历史隧道，回溯豫剧乃至中国戏剧近百年来演变转型的动态历程，揭示樊粹庭先生作为豫剧宗师的深厚学养和合中西于一体的戏剧理念和编导思想。”

我们深信，樊粹庭连同《文集》会像《红楼梦》一样，成为人们诉说不尽的话题，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