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年代》：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像

痛苦与超越：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像

——评陈德龙长篇小说《龙兴年代》

□孙联邦

从写“蚂蚁小说”到“闪小说”，又从“闪小说”写作转到长篇小说写作，我市著名作家陈德龙一路跋涉，终于登上又一个文学高地。

陈德龙把个人记忆和生存体验，升华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镜像，为我们捧出一部长篇小说《龙兴年代》。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的优美风格，高度浓缩了豫南地区城乡的历史变迁，穿过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全景式再现了豫南城乡的社会生活，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作品围绕主人公石峰的命运变化，生动地再现了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识的转变。通过各种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形象。作品深刻地展示了小人物的命运浮沉，体现了在历史长河中小人物命运的微小。然而，微小的生活却唤起人们对美好的追求。作品主题鲜明，人物丰满真实，充满了激情和理性思考，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一部有价值有分量的作品。

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有三点突破。

突破之一：现实主义手法的自觉转变。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诞生以来，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受到过尊崇，也受到过冷落。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派”、“现代派”等文学思潮风行，如：张贤亮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韩少功代表的寻根文学，余华、马原代表的先锋文学和莫言所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相反，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低谷。经过路遥等人的不断探索，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是其标志性变化。而陈德龙的《龙兴年代》，正是以“个人记忆”代替“集体记忆”的自觉转变。

《龙兴年代》赋予石峰等人物更多的人性，作者突破“集体记忆”的套路，自觉形成了“个人记忆”的叙事风格。草根出身的石峰，有过心酸的经历，有过痛苦的动乱遭遇，更有过拨乱反正的命运转折。经历了改革的洗礼，他善良也自私，清高也脆弱，有能力但缺乏大智慧。这样的人物，在生活里到处都是。正如保加利亚作家斯托亚诺夫在《论文学、艺术和文化》中说，文学创作中最难的是，创造一种合理而真实的人物，在他身上成千上万的读者能够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命运，找到自己的生活。因此，《龙兴年代》通过“个人记忆”唤起无数读者的“集体追忆”，这是这部作品的突破之一。

 突破之二：城乡“二元题材”的可贵探索。《龙兴年代》不仅写了山村，也写了城市，但和李佩甫的《生命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同，《龙兴年代》里的石峰内心很矛盾很纠结。他想进城，又因经济拮据不愿进城，不是城市排斥他，而是他有点排斥城市。《龙兴时代》里所写到的城乡差别都是真实可信的。小说所表现的乡村人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和坚韧的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格外真切而具体的。所以，《龙兴年代》能够引起弱势群体的共鸣，它寄托了弱势人的希望和梦想。

突破之三：客观冷静的创作良心。许多作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哭了，写着写着就笑了，写着写着就愤怒了，这很容易导致情绪失控，把自己的偏见、情绪、政治观点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路遥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一个作家的担当精神，《龙兴年代》就具有这样的担当精神。《龙兴年代》涉及了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在这些年里，可以说作者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遭遇到很多不公，也有许多委屈，但作者不被“小我”的情绪所左右，不因“小我”而失“大我”，不歪曲历史，不否定历史，不抹黑历史，不戏说历史，而是以政治家的气度、史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冷静、文学家的叙事，把历史进程命运化、人物历史化，客观冷静地描绘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政治底线、道德操守和创作良心。

    总之，《龙兴时代》是一部为时代写史、为社会担当、为人民放歌、为个人立传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