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 碑

□ 吴来安

       母亲去世后，与1974年去世的父亲合葬在刘阁南边的坟地里。按照老家3周年圆坟的习俗，可以为父亲、母亲圆坟立碑了。说起立碑，不禁想到为父亲立碑的事情。那是在1973年11月，父亲为了救5个小学生，阻拦狂奔的马车而壮烈牺牲。父亲1964年入党，是村里仅有的两位党员之一。基于这两点，我为父亲的墓碑做了这样的设计：正上方由斧头、镰头组成的党徽，正中间是“吴建国同志”之墓5个字。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使用的劣质水泥，经不住风雨侵蚀，不到10年就断裂破碎了。在商议立碑时，家人认为应该先申报烈士。若是批准，墓碑上就可以增加“烈士”二字，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更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记得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暑假，在母亲的提醒下，尝试为父亲申报烈士称号。那时，当地优抚科的一位女同志一句：“材料不齐！”就把我打发走了。缺什么她没说明白，我也不知道从哪查阅相关的政策规定，申报因此作罢。

       一位邻家听说又要申报烈士一事，主动告诉我：“我记得大爷的事迹上过《河南日报》。找找看，报纸的报道更有证明力。”听了他的建议，我立即给郑州的朋友打电话。朋友马上去了省图书馆，从1973年11月一直查阅到1975年11月，可连“吴建国”3个字都没有查到。我仍不死心，从驻马店返回平顶山的第二天便去了市图书馆，查阅了近两个小时，仍然未能查到。而浏览到的内容让我彻底死了查下去的信心。白卷先生、不遵守课堂秩序的小学生、以死抗拒学外语的中学生居然成了报纸上大力宣扬的时代楷模，谬论满篇的批判文章充斥版面。在这种背景下，舆论喉舌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刊登救5个孩子等不值一提的消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无形中鼓起了我申报的勇气和信心。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申报，从取证、开具证明到上交材料，一路绿灯、一路温馨。在收集证据材料的过程中，一些老邻居向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比如，王婶说：“你妈活着的时候，申请个烈士政府还能给点补助。如今，你妈不在了，你兄妹也都大了，费那事干啥。”诚然，钱财很美好，但世界上还有一种比钱财更美好的东西，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品德，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的精神家园。为父亲申报烈士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宣扬正义、传递正能量的过程。目击证人中小孩子变成了老人，壮年成了耄耋，被救的小学生也都有了子孙。但一提起当年之事，他们个个记忆犹新。当年，跟在父亲身后的李牛哥说：“明知道是要命的事，可你爹还是硬往前冲。要不是他冲上去，那5个孩子不死也会被撞成残废。”而一些当时不在现场的人提及此事，也同样感慨地说：“谁都可以忘记你爹，那5个被救的人不能忘记。”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要申报，要让后代记住你爹这个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