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成长记

　　在病房里，小武向杨冬玲道歉。图片来自网络

　　李东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明明已经给房门上了锁，窗户也被扭紧到发出刺刺的声响，他还是心发慌。最后，从屋子角落抽出一根将近两米长的铁链子，把13岁的独生子牢牢拴在床头，他才能出门工作。

　　这个36岁的父亲已经想不出什么别的方法，来管教自己的儿子了。两个月前的深夜，儿子小武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的一个小区门口，将一瓶汽油泼向一名路过的年轻女教师杨冬玲，火光和惨叫声中，小武抢走了女教师的苹果手机。杨冬玲烧伤严重，达Ⅲ度标准，被诊断为特重度烧伤。

　　如何处置这个未达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李东只能把小武领回家。这个靠砌墙谋生的中年男人火速收走了家里所有的工具，包括梯子、绳子等。他忍不住想，儿子“一定会想尽办法逃跑”，就像以往那样，儿子会把他砌墙时踩的梯子，从自家的小楼搭出去，冒着从3米高空掉下来的风险，逃到邻居房子的顶楼，再逃向县城大大小小的茶楼、网吧和台球室。

　　他把柜子、壁橱一一清空，甚至不敢留下一台手机。他见过儿子生气的样子，因为按键不灵，12岁的儿子咬着牙狠狠地把新买的手机往地上砸去，啪啦一声，手机外壳烂了，屏幕碎裂，电池甩得飞远。

　　最近两年，他已经怕了再从别人嘴里听来儿子的“事迹”。有时是学校打来电话，说儿子又逃课了。有时是着急的老母亲，哭着说娃娃又离家出走了。最让他心惊的是公安局，盗窃、赌博、打架，这些字眼儿一蹦出来，李东就发慌，心跳到嗓子眼，话都说不抻展。

　　似乎，只有这根泛着银色光泽的铁链子，才能稍稍缓解这个父亲的焦虑。

　　在给儿子套上铁链以前，李东一直以为，他会给个头蹿得很快的儿子套上崭新的衣服、书包和越来越稳定的生活。他希望孩子好好读书，别走自己的老路，“好好读书，像他三爸一样，坐办公室”。但眼下，链子另一头的小武把头埋得很深，躬着背，套着几天都不换洗的T恤衫和短裤，一言不发。

　　隔着茶几，小武坐在了离父亲最远的对角。一整个下午都不主动说一句话，只在父亲的问话和命令声中，用“嗯”“哦”回应。

　　他说自己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不想跟父亲讲话了。2008年李东和妻子离婚后，小武的母亲开始隔三差五地从学校接走他，小武兴冲冲地跟去，却发现母亲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和人嬉笑打闹。这些“大人”在他面前毫不顾忌地抽烟、喝酒、搓麻将，烟雾一圈圈飘出来，熏得小武想吐。

　　可下一次母亲要再从学校接走他，小武还是选择乖乖地跟着，“（我）讨厌那个环境，但是我想妈妈”。

　　李东拒绝没有抚养权的前妻再来探望孩子，更恨前妻一声招呼不打就从学校领走儿子，害得他和60多岁的老母亲一次次从天亮找到天黑。两个人声嘶力竭地争吵、互相咒骂，混乱中，李东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前妻的身上。小武站在不远处，默默地，一言不发。

　　那些拳头也最终落在他的身上。成绩下降，挨打；逃课，挨打；没按时回家，挨打。拳头、皮带、扫把、木棍，李东一样样“招呼”着儿子。

　　每次打完，小武都哭着说要改，可没几天又犯事儿了，李东的“武器”一点点升级，但儿子却没有“一丁点儿回头的意思”。他也曾试着给儿子讲道理，却发现小武永远是“左耳进，右耳出”。

　　高高的山把金川县团团围住，小武继续在这个县城里逃课、游荡，一款名叫“穿越火线”的网络游戏，才能带他来到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带着他一起玩耍的同学，在游戏世界里变成他最亲密的“战友”，他们持枪，在光线昏暗的黑网吧里大喊大叫，互相通报自己的位置，噼里啪啦，射出子弹，“爆头”，赢了。

　　那是他最爱的游戏，不逃课的时候他喜欢在脑子里构想游戏画面，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少年会默默走神儿，打发掉半天甚至一整天的课程。直到现在被铁链锁着，他依然“有点想耍”，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同伴，才讲究一起胜利。

　　同伴的邀约对他来说，是珍贵而“不能拒绝的”。早上、中午、晚上，他会在任何一个时间段突然从学校或者家里消失，奔向网吧，奔向他的“朋友”，奔向他的“胜利”。

　　“我想有伴，我想要朋友。”这个少年声音低沉，“我不喜欢一个人。”

　　小武的奶奶李云树每次出门找孙子都难受得要紧，“黑不溜秋”的网吧里全是“半大点儿的娃娃”，吧台旁就是一摞临时身份证，茶楼里“小娃娃聚到一起抽烟赌博”。起初，她还会去问老板为啥不管管，到后来，这个老人也麻木了，“你再说，你说一百遍一万遍，有用吗？”

　　她只想找到她的大孙子。这个路走得歪歪扭扭的老人想着，或许把孩子找回来，好好劝一劝，多做几顿好吃的、买几件新衣服，孩子就不会再跑了。

　　心里窝火的李东则集结了县城所有朋友，儿子一逃课就满县城抓人。一次，他的活儿正干到一半，老师的电话又来了，他气不打一处来，和朋友们又怒气冲冲地出去抓人。傍晚，儿子在一家黑网吧被抓到了。

　　几个大人把小武团团围住，有人“咬牙切齿”地说，“该找个铁笼子把你套起来，看你还跑不跑”。

　　“就是，就是，干脆找根铁链子拴起来算了。”一旁的人附和道。

　　直到现在，小武依然记得父亲冰冷的声音。“我宁愿打断你的手脚、养你一辈子，也不想你再出去，惹得大家都不安生。”

　　小武瞪大眼睛，也使劲儿盯回去。他说自己心里“又恨又委屈”，可他不想流露出一丁点儿胆怯的意思。

　　李东把他关在了家里。第二天，小武就从三层小楼的顶层逃出了家门，工具是父亲砌墙挣钱时脚踩的梯子。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日子依旧是“老三样”，网吧打游戏、茶楼打牌、台球室玩台球，他们会模仿电视里澳门赌场的样子，玩一种名叫“捉鸡”的扑克牌游戏，每轮谁输了就灌下一整瓶冰凉的啤酒。

　　小武对谁也没说过，其实除了“穿越火线”，剩下这些活动他“一个也不喜欢”，他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喝酒，更不喜欢吃了饭不给钱赖账，可他从不敢袒露自己的想法，“说了，也许就当不成朋友了”。

　　这些半大的孩子会在茶楼 “看到赢钱了就跑过去说好话要钱”，他们有时也会去饭馆点菜，但总是赊账，等几天后有人“搞到钱了”，再填上窟窿。终于有一天，轮流出钱的小团队终于要求小武也参与付账。

　　他把手伸进了奶奶的柜子，李云树从几年前开始，每天清晨起床，拖着一板车的蔬菜从县城走到郊区的客运中心，换来30块钱的收入。5元、10元的票子越攒越多，柜子里慢慢有了几千块钱。

　　老人都想好了，这些钱一要留着人情往来，二就是给老大李东的儿子小武和老二家的闺女买吃的，最后，要给小武换部好点儿的手机，“一定要能耍游戏，这样娃娃就不得往网吧跑了”。

　　30元、50元，小武开始偷钱。他不敢拿大的，零零碎碎的票子却让同伴不高兴，他们领着他去“搞钱”。一天下午，他们跑到一栋小楼外，爬墙翻窗而入。小武站得远远的，他很怕。5分钟不到人都出来了，“几千块钱呢”，有同伴喜滋滋地向着小武说。

　　几天后，他加入了翻窗的队伍，“没什么犹豫的”。

　　小武很快就被当地公安部门抓获。在公安局，这个沉默瘦小的少年一言不发，他拒绝向警察透露任何同伴的信息，“因为不可以背叛”。他说，后来自己被铐上手铐，大白天的，在不大的金川县城走来走去，身后跟着几个警察，公安部门让他挨个指认偷窃的地点。

　　路上，小武哭了。

　　这个1米6高的少年把头埋得很低，却依然感觉得到所有人指指点点的神情和声音，他恨手上那双手铐，恨给他铐上手铐又让他“游街”的那些大人，甚至讨厌所有指指点点的人。李云树接到亲戚的电话，对方问她，“你孙孙咋个了，啷个被铐起手铐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小武被游街一事向金川县公安局求证，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游街的事实，因为“必须指认犯罪现场”。但关于是否戴上手铐，他表示自己当天不在场并不清楚。

　　但这种被指指点点的感觉，小武再熟悉不过了。他将汽油泼向女教师以后，舆论如狂风暴雨般在这个环山小城盘踞，最终狠狠砸向这家人。小武的亲戚去看他，顺便告诉他，“网上有很多人说你应该被枪毙”。县城一所高中的学生斩钉截铁地说，小武应该受到“严惩”，“不惩罚他就是一种放纵！”

　　同在县城居住的老二一家受不了了。儿媳妇向李云树摊牌，一家人要去成都打工，她要么跟着一起走，要么留下，“你管大孙子就不要管我的娃娃了”。在隔壁县城当公务员的老三也不断催老人离开。

　　退学手续没办、甚至连课本书包也没来得及收拾，小武的学校就和这个少年“划清了界限”，学校一位老师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时称，“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是马尔康工读学校的学生。”

　　只有年迈的老人始终割舍不下老大和孙子，这个丧偶的老太太一个人拉扯大了3个孩子，又拉扯着几个孙子长大，她心里清楚，如果自己也走了，这对父子很可能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孙子出事后，儿子一口气瘦脱了相，工作不做了，饭也不做，每天就把儿子锁在房里，她在一旁看着，却只能急得跺脚。

　　可她已经越来越衰老了。佝偻的背再也做不了繁重的农活儿，她只能把玉米蒸得久一点，稀饭熬得稠一些，让父子俩吃多点，仅此而已。

　　这个老人想不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为什么经济条件这么好了，孙孙不愁吃穿还要去偷东西”，比如二儿媳，以前发了年终奖马上就要给小武买套新衣裳，对他“好得不得了”，这次出了事却头也不回，那么坚决地离开了。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年前那场“游街”事件后，孙子小武离开的心，同样决绝。和朋友三言两语“讨论了下”，小武干脆利落地跳上了开往成都的大巴车，临走，还从奶奶的抽屉里抽走了四五千元。他决定跟朋友一起去打工，逃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小城，再也不回来。

　　那是2015年，小武12岁。

　　在成都的日子，这群少年找不到工作，整日游荡，去了欢乐谷玩儿、又日复一日地去网吧、饭馆，钱很快挥霍一空，年纪大点的少年决定去江浙找找机会，小武则和一个“好朋友”一道，继续游荡。

　　走到成都一个郊县时，“好朋友”突然告诉他，自己要去投靠自己的朋友了，“他不认识你，我没法带你一起了”。

　　小武愣了。

　　然后，他就这么看着“好朋友”一点点走远，自己一句话也没讲，一个人呆坐在县城人民医院的角落。一整个下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最后，又冷又饿的他拨通了奶奶的手机。

　　从成都回到小县城后，李云树和李东一起去学校求老师让孩子继续上学，老师也答应他们，“娃娃不读书还能做啥”。可回到学校，小武还是忍不住逃课。在学校，唯一能留住他的是乒乓球，如果遇上别人想来和他商量球台“归属”，这个少年会冷冷地，抽出拳头说不。

　　他又回到了“朋友”身边。只不过，他再也不和那个曾在半路抛弃自己的男孩说话了。圈子的生活依旧单调，6月的一个傍晚，3个孩子在饭馆吃完了大餐，一看账单100多元，两个“朋友”迅速作出了决定，小武付账，他们先去打游戏了。

　　奶奶放钱的位置换了，小武再也找不到能一下子拿出100元的地方，他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晃着，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发现一辆三轮车漏油，赶紧捡了塑料瓶，装了小半瓶。这东西可珍贵，晚上不回家时，几个孩子都住在水坝附近。地处川西的金川县夜里很冷，他们总是点燃汽油，把玉米秆扔进火堆，伴着暖火席地而睡。

　　那一夜，被扔下的他拿着装好的汽油，原本打算去找同伴，睡一觉，第二天再想想怎么付钱。可路上正好碰见了独自出门的女教师。女教师手里拿着苹果手机，这东西他只在通讯营业厅里见过，知道“值不少钱”。

　　几乎没有思考，他就冲上去，泼出汽油。钱，钱，钱，只有拿到钱，饭钱才有着落，才能留住眼下几个朋友，在他看来最珍贵的朋友。

　　大火很快燃起，杨冬玲痛得尖叫打滚。 “那天晚上看到火燃起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小武的声音很低。

　　他吓得落荒而逃。

　　出事后，曾经一起睡过水坝、在“战场”并肩杀敌的朋友，一个也没出现。他又说自己“现在没有朋友”。

　　最近两个月，他一直很想跟无辜的女教师道歉，却鼓不起勇气，最终只把道歉信带到了病床前。这家人总不断劝来访的记者，“让更多人帮帮杨老师，不要写我们了”。在电话里，杨冬玲的母亲声音嘶哑悲伤，她不愿提及有关小武的一切，只说“谢谢大家对杨老师的关心”。

　　但是之前，有媒体探访杨冬玲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请记者逐字逐句念了道歉信，随后说，“娃娃在哪儿，我要看看他。”她告诉记者，“我想听他（小武）念”。

　　李东觉得对不起杨冬玲一家，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让他（小武）自食恶果，我真的想死了算了，再也不要管他了”。可话音刚落，他又会用很微弱的声音补一句，“但我要是走了，娃娃该哪么办嘛……”

　　只把儿子锁了一段时间，这个父亲终究心软，又解开了铁链。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小武第一次逃学是在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儿子背着书包，跑到县城半山腰的一座寺庙，对着菩萨的像，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一连几天小武都去磕头，每次跪着默念，“菩萨菩萨，求求你，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离婚。”

　　庙里空空的，没人回他。守庙的老太婆不忍心，把这事儿告诉了李云树。老母亲回家和李东说起孙孙，两个人坐着，静静地流泪。

眼下，小武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和叹息中，尝试着理解父亲。家人不在时，他偷偷告诉记者，自己不再怨恨父亲，“我晓得他是为我好”。

　　李东也偷偷作了决定，尽管儿子让他觉得“特别失败”“没脸做人”，但以后，自己还是会去看看儿子在工读学校过得好不好，就看一眼，偷偷地。(袁贻辰)

　　（根据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小武、李东、李云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