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城人参与修京汉铁路的故事

□王化美

我家世居驻马店市北郊五里堡自然村，京汉铁路从村东600米处经过，南距驻马店火车站2.5公里。若依常人所说的“近水楼台先得月”，邻近铁路线和火车站的人们，一定优先受益、获益匪浅。其实，仍操持农业的农民得到的仅是能就近买到一些生活、生产用的商品，又能就近卖出自己地里产的粮油果蔬，同时得到外出乘车之便，欣赏到一些新文化而已。好处都被捷足先登的商贾们占有。对居住在沿铁路线的农民来说，从1904年通车至今，岁月沧桑，风云多变，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听父辈讲述修洋路

我自幼就经常听父辈讲述修芦汉铁路的故事。他们说，这条铁路是法国人出钱修的，要在铁路上行火车。本地人从未听说过什么铁路、火车，又为洋人所修，故称它洋路。因此路北起芦沟桥，南至汉口，官方定名芦汉铁路。此路分段施工，从两头开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勘定路基，次年南段从汉口向北修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修至信阳，继而向驻马店延伸。

修至确山县时，因原勘定路线笔直向北，经今橡林和西张楼两村，冲了当地举人张家镛的祖坟和宅地，受到阻挠。再向北经遂平县东关，冲了当地拔贡魏化的茔地，同样受阻，原拟经驻马店西、遂平城东、西平城西、老王坡西至漯西的线路不得不重新勘定线路，故今线路略斜，绕经老王坡之东。

父辈们说洋人修铁路时的办法好，速度快、质量也好。洋人修铁路时只带一帮技术工人做细活，垫土路基、铺石碴、搬运枕木、铁轨等笨活全用当地农民做临时工（零工）。他们规定自带工具，计件发钱。如从铁路两侧指定的地方取土，抬到路面上指定的地点倒下，一筐土当即发给一文钱；从火车卸下枕木的地方扛一根枕木放到指定的地方，按不等距离，当即分别发钱。抬石碴、抬铁轨也一样发现钱。不管干哪样活，一天都能挣到百十文钱（当时三文钱可买一个半斤重的烧饼）。

洋人让零工自带工具，可省去工具购置费，更不担心工具丢失损坏。实行计件制当场发钱，刺激了零工的积极性。不必督促，零工无人偷懒耍滑，都跑着干，不休息，大小便也不走远，为的是多挣几文钱。正因如此，洋人修铁路进度快，零工听话，叫咋干就咋干，工程质量就好，土路基平平实实，石碴铺的有边有沿，枕木放得整整齐齐的，铺好了的铁轨像墨线一样直。

父辈们还经常说修铁路时洋人使用活动井的事。当时修铁路的工地上人乱碰头，哪里有开水喝？全是喝冷水。在野地修路，多不靠村，地里没有井，冷水也来之不易。可洋人有活动井，他叫零工用一根长铁锥往地下锥，锥一丈多深，拔出来铁锥，安进一个铁管，管上连接一套制成的井头，把它用石头压稳，一个人握铁把，一压一掀，连续不断，水便流个不止，开始混浊，一会儿便清了。就靠这井便可供工地上的人都有水喝。等这段工程结束了，活动井的装置又从地下拔出来移到新工地上，真方便。

那时，我心想咱们啥时候也能买到这种活动井，安到自家院子里，便不用跑老远的路去挑水吃了。我这一代人听到有这种活动井后，非常向往。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种井就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后来普遍推广，正是人人皆知的压水井。可惜父辈们全去世了，没能让他们了却心愿。

父辈们说，洋人将铁路修到哪儿，就用那附近的农民做零工，可省去解决食宿的麻烦。他们边修路基边铺轨，一段一段往前伸，遇到沟河都架桥，建桥基的是专业技工，全用混凝土，异常坚固，不怕水浸。桥是铁的，吊机安装，而后焊结，都是本地人没见过的。铁路修过去之后，还有路基边坡的修整、挖排水沟，建横过铁路的道口引坡等，都由当地民工做。紧接着又在路两侧立了几道电线杆，挖坑、立杆、架线又找一些农民帮助。前后约有两个月，沿线各村壮年人都挣到一点钱，这是沾了铁路的光。

抗日战争期间平汉铁路被破坏

芦汉铁路建成不久即延伸至北京，遂更名为京汉铁路。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此路易名平汉铁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奋勇抗击，但因装备落后节节败退，加之蒋介石保存实力，致使侵华日军在数月之内就占据了华北、华东等大片国土，并在攻占上海之后沿江西上，于1937年12月攻占南京，1938年秋攻占武汉，而后分兵向南、向北进攻，阴谋打通平汉、粤汉沿线。此时逃至四川重庆的蒋介石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防止日军自武汉北犯，立即将河南省境内的平汉铁路及南北向的土公路全部破坏。这个命令虽然可使日军不能顺利北犯，但给沿铁路、公路两侧的人民制造了灾难性的麻烦。

1938年秋，驻马店火车站接到命令，全站铁路员工开始破坏铁路，卸下铁轨之间的夹板、道钉、螺栓。地方政府命令沿线人民配合进行破坏铁路工作，要求做到四彻底：一是铁轨要彻底运离铁路，其零配件要运走毁掉。二是枕木运走毁掉。三是将路基上的石碴运走。四是电线杆全部锯倒运走毁掉，电线运走任意处理。

那时我刚15岁，在驻马店育英中学就读，因驻马店连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学校停课，学生也参与破坏铁路。我赶着自家的牛车往返于铁路和村庄之间，把枕木、电线杆一车一车运到村里各家门口，把铁轨运到村后大坑里，把石碴运到农用路边。接连十多天忙得喘不过气，联保主任和保长还天天嫌大家干得慢，不断打人骂人。

这年冬天，上级又下令破坏铁路基，要求每隔20米挖一条一米深、一米宽的横沟。这时天寒地冻，残留在路基上的砂石与土冻在一起，铁锹挖不动，钉耙刨不动，两手震得直流血，四个人一天也挖不成一条小横沟，联保主任火冒三丈，保长和甲长都吓得打哆嗦。老百姓忍气吞声，谁也不敢吭气，只埋头苦干，日复一日，不知毁了多少工具、流了多少血，不知冻烂了多少人的手和脚，终于在铁路上挖成了许多条横沟。

此后，河南省政府又下达命令将铁轨运往洛阳，这又是铁路沿线农民的事。一辆牛车拉一根，牛车一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大路被破坏了，只能绕道走。如果全是晴天，约半月可到；一遇下雨天，土路泥泞，时日就没准数了。出门时带的伙食、草料用尽之后，后果不堪设想：牛死、车丢、人亡，送铁轨给铁路沿线农民带来许多灾难。

我被日本侵略军

抓去当苦工

1944年5月，日军集结兵力从信阳北犯，打通了平汉铁路线。沿铁路线的人民成了亡国奴。日军为修复铁路，首先强迫沿线农民填平铁路基上的横沟，接着就挨村“号”树，要求作枕木或建桥用。他们在认为合适的树上砍下一尺多长的皮，用毛笔写“王八队”三字，强迫各村民众锯倒并送到铁路上指定的地方。修铁路的苦工常在铁路沿线派或抓，日本人不但不给工钱，还用鞭子、棍子打工人，不让工人吃饱，夜间还关起来。

1944年8月4日，日军到我村“号”树，“号”住我家坟地里二十多棵柏树，都在树干上砍了皮，写了“王八队”三个字。甲长通知我将树锯倒后送到练江河铁路桥边去。我将5棵树干粗的截下二米多长的一段，然后再重新砍下树皮写上“王八队”三个字。树交上了，可是我没把截下的那段上边的“王八队”字迹去掉，且把它藏在自己屋里。

一天，日军的马车队从村西公路上经过。适逢下雨，日军进村寻找遮雨什物盖车，发现了我藏在屋里的5段树，当即找到甲长，问明情由。之后，日军强迫他带路到大王楼将我抓住（当时我暂住大王楼亲戚家），押到驻马店关进苦力房，白天逼我到练江河铁路桥那里干活，夜间仍然关押。我干了二十多天，修起了那座木桥，日军王八队的队长还不放我走。他派人恐吓我的家属，说我破坏“皇军”修桥木材，罚赔5棵柏树，如不赔树，赔老票（指法币）五万元才能放人。我的父亲把粮食、柴草、牲口全卖光，只凑了三万五千元，但交了款仍不放人。后经伪警察局一分局局长雷道恒出面说情，让我到日伪创办的“兴亚小学”任教，9月10日我才被释放。

我在那个学校教六年级的课，教了一个学期。放寒假后，他们又强逼我到郑州“中原自治学院”学习，5月才结业回来。因盟军飞机经常对驻马店空袭，学校停办，维持会把我安插到治安股当办事员，我于1945年7月脱逃。此事给我终身打上了肮脏的历史烙印，虽然罪恶不大，但毕竟是失节参与了日伪的工作，留下不容辩解的终身遗恨。

往事不堪回首

追忆给日军做苦工的场景，目睹和亲身遭受日军残忍迫害的种种事实，我眼前又浮现出一幕幕惨痛的情景：那年月，苦工真不像人，烈日下光着脊背干活。扛枕木、抬铁轨，汗水从脸上、身上往下淌，渴得嘴直冒白沫。日军不但不让休息，连喝口冷水的时间都不给。那些小头目手里执着鞭子，不停地抽打苦工，苦工们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干，有的实在支撑不住倒了下来，但仍不免遭受脚踢和鞭子抽。

回想修练江河铁路木桥的那几天，现在我仍心惊肉颤。日军急于建桥通车，没有铁桥就建木桥，木材全是在铁路附近强行采伐运来的，粗大、长的做桥梁，下边用许多柏树杆打进水中一段，而后在上边横七竖八地攀撑住桥梁。当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日军强逼苦工下水，虽是热天，但在齐胸深的水里一泡就是半天。苦工们渴了低下头喝河水，解手就在水中解决。

追忆往事，靠近铁路线的人沾过它的光，部分人充当过修路的零工，得到过一些钱；破坏铁路时，个别户得到些电线杆、烂枕木、铁丝及其他配件，就是被收破烂的买去，也得不了几个钱。

若论受过它的危害的人就多了，而且损失严重。如在军阀混战期间，军队们互相争夺城市和铁路线。他们的队伍驻下来，必定就在铁路线近处派粮派款，大肆骚扰村民。打起仗来要在近处抓人牵牲口，筑工事就到民众家里扛木料。败兵们更无纪律，抢吃夺喝，抢掠衣物。尤其在日军占领期间，亡国奴的滋味更令人心酸，日军烧、杀、奸、掳无所不为，铁路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强迫铁路沿线各村农民护路护线，每天夜里打更巡逻、分段负责，出了事故追究老百姓的责任。之后，不论热冷晴雨，老百姓总是小心翼翼轮流换班看护。虽如此，但电线仍不免被割，老百姓还被逼兑钱赔偿。

这条铁路线，做过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工具，也为反动军阀打内战帮过忙，如今它正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条贯通祖国南北的大动脉，将永远属于人民，永远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