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周总理下乡搞调研

总理问：“现在生活怎么样，食堂好不好?”老汉们说：“好!好!”总理听他们的口气不像真心话，干脆直截了当地问：“散了食堂行不行?”三个老汉惊呆了，说:“啊？真的，真的?”“真的，行不行?”总理又问。“真散食堂，那可谢天谢地!”三个老汉乐得合不上嘴。1961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不平凡的春天。吕学敏有幸参加了周总理领导的工作组，跟随周总理和邓大姐去河北农村调查研究。如今虽已过去44年，可总理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吕学敏的眼前。

周总理与民众在一起（资料图）。

接到通知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劳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1961年春，党中央为了解决农村的严峻问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为了使其更符合农村实际，着重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分别深入农村搞调研。

当时我在全国妇联工作，邓颖超是我们的副主席。4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邓大姐已决定让我和汪淑远同志参加周总理领导的工作组，去河北邯郸农村搞调研。她还约我们去西花厅接受任务。我们先后听取了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邓大姐对我们的安排和要求。

按照总理办公室的安排，4月27日我和汪淑远动身去邯郸，当晚到达，在市委招待所见到许明等同志，第二天即随工作组来到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伯延公社，主要就公共食堂问题开展调研。

“散了食堂行不行?”

4月29日，周总理和邓大姐来到邯郸,接着来到伯延村先锋大队。总理看到靠墙根有三个老汉蹲着晒太阳，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总理问：“现在生活怎么样，食堂好不好?”老汉们说：“好！好！”总理听他们的口气不是真心话，干脆直截了当地问：“散了食堂行不行?”三个老汉惊呆了说:“啊，真的，真的?”“真的，行不行?”总理又问。“真散食堂，那可谢天谢地！”三个老汉乐得合不上嘴。

我和邓大姐、许明等同志来到一位女社员家。邓大姐和颜悦色地说：“你说说，食堂到底怎么样？不要有顾虑，怎么想就怎么说。”爽快的郭仙娥开口了：“这位大姐不像当官的，说话和气，我就有啥说啥了。社员一提起食堂就想哭，粮食指标低，一天一人才六两，要是让领回家，多加点菜，干稀搭配兴许能吃饱。现在吃不饱饭，不干活还没劲儿，一下地就更没劲儿了。”邓大姐听了很难过，说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农村还这么穷。

周总理在先锋大队连续四天召开了社员代表座谈会。总理问：“大家都赞成散食堂，那么食堂散后要解决哪些问题呢?”一位生产队长说：“食堂的菜地要分配好，我看按以前每家的自留地多少分了就行。咱队里开会具体商量商量就行了。”一位壮年社员说:“公社化以后实行供给制，社员的生老病死都包下来，强弱劳力，干多干少都一样，我看还是恢复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好。”在座的社员都抢着说：“强劳力不能和懒汉吃一样的饭，就是评工记分好，要包就把五保户、困难户包下来。”

总理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说：“这些意见很重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嘛。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你们要认真讨论，解决好。”

“给你们加个菜吧!”

总理来伯延的消息在老乡中逐渐传开，最后一次座谈会开完后，一出大门在路旁竟有上千位老乡列队来看望、欢送总理。总理举起右手向社员们致意。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位老汉，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感激之情，扑通一声跪在总理面前，口中喊道：“周大人，周大人，你来解救咱们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总理忙说：“老大爷，快起来。”这时我正走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忙把老人扶起来。

回到邯郸，总理、邓大姐和我们都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总理刚来时就与招待所同志说好，吃饭不能有肉鱼蛋。但食堂大师傅看到总理日夜辛苦，经常要到下半夜才睡，觉得应该让总理吃好些。有一次，他给总理桌上加了一盘炒肉丝，总理很快发现了，邓大姐双手端着这盘炒肉丝，送到我们桌上，她说：“你们这桌都是年轻力壮的，该多吃点，给你们加个菜吧！”我激动得含着热泪，什么也说不出来。

（据《北京青年报》 吕学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