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稿丑闻折射学术评价导向“跑焦”

近日，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宣布撤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的107篇论文，这些涉事稿件多来自国内三甲医院和著名高校附属医院的医生之作，撤稿原因系同行评议造假所致。问题的关键是，这107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的峰值，令世界学术领域高度震惊，令国人尴尬至极。

对此，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期刊把关不严”、“施普林格也有责任”的评论，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终究还是狡辩，这种家丑自不必袒护。

事实上，该事件首先与当前学术评价导向的“跑焦”倾向不无关系。这些涉事作者要么急于评审职称，要么急于申报课题，要么急于提振名气，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往深里讲，科研学术领域弥漫着浮躁风气，他们不惜通过各种“钻营”而轻松做到名利双收，而老实做学问、诚实做事情反倒容易“坐冷板凳”。从另外一个视角分析，此事件全部出自“第三方机构”，据已报道出来的大量事实判定，本应依国际通用惯例负责“语言润色”、“咨询服务”的合理正当程序行为，却被这些“第三方机构”打着幌子、四处运作、钱学交易，把“经”故意念歪了，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助长了科研工作者不断放松戒备警惕，不断滑向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一面。

当然，更重要还是源自于科研人员内心深处自律意识不够强大，心灵层面学术理想抱负不够深厚。作为学术规范和最基本的科研诚信之底线要求，不少人触碰僭越、逾越红线，显然这是整个科研工作队伍需集体反思之处。

当务之急，是如何从制度和机制上遏制论文造假，挽回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当前大数据技术及思维已介入并影响到各领域，应用前景明显看好。那么，包括中国科协、各类学术不端检测机构、学术监管单位、大量科研机构是否考虑引入大数据技术，将这些潜在的形形色色“问题”、“不端”、“交易”事件进行收集、描述、归类、编码、分析，重勘学术道德边界，集中披露公开事件真相，并动态监控、预警修正这些模糊地带、疏漏点的发生，使科研机构评价研究成果更能深入肌理，让科研过程时刻处于“阳光透明”之中，也同时应成为严密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

此外，还应推行针对学术不端的信息公示公开制度。通过公示公开信息，可接受社会大众的全方位监督，自当是一种无形的杀毒剂。通过搭建学术诚信大平台，将那些失信投机、学术不端者，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聘用升迁、项目课题申报、成果获奖评定等“软约束”逐步挂钩，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柔性化”互通相连，以对其形成强有力的道德舆论场压力和社会排挤力气场。既让那些沽名钓誉者无处遁形，更让那些弄虚造假者付出数倍成本而望而却步。通过学术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共同驱动作用，强化科研人员的自我纠错与矫正意识，以便升腾起对学术一份敬畏之心，“求真”、“求是”亦自然成为溢满其间的普遍价值风潮。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责编：贺迎春、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