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方能知礼——母亲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宋金礼

宋金礼的母亲生前和他合照。

我今年70岁，母亲离开我们整整35年了。父亲38岁就去世了，撇下母亲和我们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有一大笔债务。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

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头七”刚过，母亲就对两个姐姐和二哥说：“打明天起，你们三个都上学去，这阵子因你爹生病耽误的功课央先生给补上。”

母亲与大哥商定，让大姐、二姐辍学，让我和二哥读书。至今我还记得两个姐姐辍学后那无奈的神情。二哥上初中起学名时，娘请来当时任小学校长的十一爷宋国俊。她端上一碗荷包蛋，奉上一帖红纸，请他起名。十一爷摘下眼镜，正襟危坐，沉思片刻说：“咱们的族谱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德广聚义，宏道继发’十六辈，这孩子是‘礼’字辈。因为是读书人，读书方能知礼，就叫‘书礼’吧。”说完，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红纸上写下“ 读书方能知礼，宋书礼”。从此，“读书方能知礼”6个字便深深地印在母亲的脑海里，成为她日后在艰难困苦中不放弃的精神信条。

1969年参军入伍前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印象最深的现象是物资匮乏。母亲要同时供两个中学生读书，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定下规矩：已出嫁的两个姐姐要帮助兄弟；长兄如父，当大哥的要管兄弟。

为了多攒点儿钱，大哥不抽烟、不喝酒，是家里经济方面的顶梁柱。母亲为筹集学费操碎了心、用尽了力。纺线织布、养鸡喂猪，凡是能挣钱的活儿她都干。

母亲含辛茹苦地操劳获得了回报：二哥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地保持在班级前十名。1960年是个饥馑的年份，他竟在那年考上了县高中。一年后，我考入县初中。

1962年麦收季节的一天，我随母亲下地拾麦穗。天将正午，我们俩饿得肚子咕咕叫。不知不觉间，我俩走到一处墓地。母亲看了一阵，热泪夺眶而出，蹲下来大哭——这里是姥爷、姥姥的墓地。他们只有母亲一个女儿。母亲哭诉着孤儿寡母日子的艰辛，撕心裂肺的哭泣声令人心碎。太阳难过得躲进云层，旁边玉米地里株株玉米伤心地低下了头，坟地里的柏树随风呜咽……

母亲太难了！我想辍学在家帮母亲，便怯生生地对母亲说：“我不上学了，干活顶半个劳动力。”母亲闻言勃然大怒，冲我吼道：“家里费那么大劲供你读书，就为让你挣几个工分？”母亲越说越气，顺手拿起一根竹棍向我打来。

1964年中招时，我面临选择。教语文的张树林老师找我谈话：“报县高中，学校重点培养，给你最高助学金。”“最高助学金”点准了我的软肋，令我心动。但班主任张纯厚说：“要走出农村有所作为，上大学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信阳高中升学率百分之九十以上，咬牙再苦3年吧。”

母亲和大哥听说后，不假思索地说：“上信阳高中！”之后，我有幸考取信阳高中。母亲一边为我缝补衣裤一边说：“好好读书，咱争取上北京。”

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学停止招生，1963年至1965级高中生的大学梦成为泡影。

1973年阳春三月，部队派我到军委工程兵报社帮忙。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磨合，我基本适应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母亲来北京。走进位于太平路14号的工程兵大院，看着高大的办公楼、整洁的花园、威武的卫兵，母亲满眼新奇。

机关食堂里可口的饭菜很多，两角钱一份的西红柿炒鸡蛋、糖醋排骨等隔顿不隔天，我都给母亲买。有空我就陪她去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八达岭游览。母亲干活习惯了，刚来十几天就要回家，我好说歹说才留她住了一个多月。

临走那天，母亲对我说：“要不是你大哥，还有两个姐姐听话孝顺，你俩上不完高中。你要待你哥、你姐好。你二哥读完了高中，你不但读了书还能编书、出报纸，你俩真正成为知书达礼的读书人了，要好好工作。这样我就知足了。”

1985年，我以超出录取分数线近百分的成绩考入河南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

1988年清明节，我恭恭敬敬地将大学毕业证书放在父亲和母亲的墓前，轻声对母亲说：“娘啊，儿子大学毕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