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驾鹤西去 “下回分解”成追忆

20岁拿起惊堂木 三尺台前说三国话隋唐 一讲就是64年

单田芳驾鹤西去 “下回分解”成追忆

9月11日下午3时30分，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心脏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2011年年初他曾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他总结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字:熬。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单田芳经典语录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臭茅房，准长狗尿苔。

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

水贼过河，别用狗刨。

眼睫毛都是空的。

江洋大盗，海洋飞贼。

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

胳臂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揍。

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

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

眉分八彩，目若朗星。

比滑的还滑，比鬼的还鬼。

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

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气。

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

伸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

曾想当医生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种氛围的熏陶。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我的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收钱。一段书三分钱，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心里想，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件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对这门艺术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是搞曲艺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像《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书，我都做过详细记录，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装的都是书。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44岁重返舞台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儿里高兴。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300元钱。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4年，到后来根本吃不上饭了。

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我就跑了。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我去了好多地方。

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的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在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元钱，我们就能买粮食吃。

4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10年工资——共计8000多元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满嘴都是假牙

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后来动了3次手术，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剩下的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

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演出，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在自家录书

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在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

开始我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和一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1994年我退休后搬到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二来北京的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上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哪儿是重点哪儿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最崇拜英雄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

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