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生死试航

1969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部分艇员合影。前排左起：王伟荣、程文兆、龚徐洲，后排左起：郝继生、刘国顺、蔡祥。

 1969年10月，29名“发电人员”来到位于四川乐山夹江县、对外号称“西南水电研究所”的909基地报到，被编入第12室。其实，这里是中国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以及核潜艇陆上模拟堆，聚集了国内顶尖核专家和科研人员。基地占地10多平方公里，一座不冒烟的120米高烟囱直冲云霄，四面环山，林木高耸密集，外面的视线被挡得严严实实。

刘洁清、龚徐洲、程文兆、叶正华、蔡祥都在这29人之中。他们和分到其他地方实习的7人一起，被称为“09小分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艇员队伍中最早的一批。当时，舷号“1701号”的这艘核潜艇即将下海，面临一场生死试航。

“09小分队”集结

1969年6月的一天，驻扎在浙江大榭岛的南海舰队32潜艇支队中，20岁的信号兵刘洁清突然被艇长召见。刚参军半年的他被告知海军来了调令，要调他到青岛，至于做什么，艇长说不知道。

就这样，包括刘洁清在内，从海军3个舰队的4个潜艇支队以及一个护卫舰大队挑选的36名尖子集结青岛。他们对外称为“09小分队”，只知道将要参与“09工程”建设，并不知道具体任务。

几天后，海军装备部部长侯向之和“09办”参谋李本桥来看望他们，才正式告知，“09工程”就是搞核潜艇。侯向之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工程。‘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个指示需要你们来完成。”

一个多星期后，36人全体搬到了青岛的五码头潜艇基地。来自旅顺的艇长杨玺、来自青岛的政委崔桂江陆续抵达。9月初，36人到位于辽宁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参观了核潜艇模型。

此后，36人按照各自专业，被派往全国相关研究部门和工厂实习。其中的29名核动力专业人员（后又调来了20多人），分成一迴路、二迴路、电工、剂量和空调5个专业，由杨玺和崔桂江带领，进入四川落山县夹江的909基地。

离原子弹只有5米

艇员们来909基地时，主体工程刚基本完工，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每天，彭士禄、李一传等国内专家和二机部的技术人员在小小的会议室里给29人讲课，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

彭士禄是核潜艇动力反应堆总设计师，李一传是总校对师，核潜艇动力反应堆的所有图纸都有两人的签字。1972年，核潜艇到大连小平岛试航，一次从海上返航后，李一传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说：“我可能要留在小平岛了。”当夜，他心梗急性发作离世。

核潜艇技术复杂，36人中除龚徐洲和王伟荣两个高中生外，其他都是初中文化，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台上教员讲得一身汗，台下官兵听得汗一身。”教员们绞尽脑汁，试图将深奥的专业术语讲得通俗易懂，比如把原子核的核裂变比作电影散场后奔向四面八方的人流。

一迴路操作员叶正华觉得核物理和自动控制最难学，但他把管路系统摸得很熟，几十年过去，他至今还能画出系统图。理论学了3个月之后，开始学习安装、调试、运行等各个环节。

在参与试验演练时，剂量员刘洁清曾经三天三夜不休息，盯着测量反应堆的放射性变化和压力变化。反应堆一旦管道破裂，水溢出来的力量比子弹还要厉害，能打透5厘米厚的钢板。一位科研人员曾问他怕不怕，说新疆试验原子弹是在几十公里以外，而这里离“原子弹”只有5米。

1970年10月，全体人员从全国各实习点赶回葫芦岛造船厂集中，准备接艇试航。

周恩来批准试航

1970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77周岁生日这一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几十辆小车载着核潜艇，沿着铁轨从葫芦岛造船厂的大厂房开到船台，再运到船坞的一个特大浮箱上，最后将浮箱灌满水沉下去，装满水的船坞稳稳地托起了核潜艇。

这艘091型攻击核潜艇首艇于1968年在渤海造船厂开工，是中国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设计建造的，所有零部件均为国产。为保密起见，每个仪器都有编号。

因为处于试验阶段，这艘核潜艇还属于国防科委的科研成品，没有授予舷号，要试验合格以后才能交付海军，因此被暂时命名为“1701号”核潜艇，有“09工程”之意。

“1701号”当时有编制108人，即108个岗位。艇员、科研人员、造船厂工人等共计400余人参与试航。其中，艇员配备了“甲艇”和“乙艇”两套人马，考虑到试航任务的繁重性和连续性，试航任务基本上由“甲艇”人员完成。

下海之前，提前在陆上进行了一些试验。舱段军士长郭富群带领几名战士去邯郸七机部四所，进行核潜艇内空气调节系统和有害气体燃烧系统的效果试验。他们在模拟核潜艇环境的密封房间里面生活了一个月。

不久后，郭富群又带领战士们去上海，在海军科研六所做深潜耐压试验。这项试验极为痛苦，战士们进入密封空间内，用压缩机往里加压。随着压力升高，他们头晕目眩，耳膜被挤压得疼痛万分，但都坚持到了最后。战士于忠文的耳膜被撕裂，终身致残。

1971年4月，核潜艇进入系泊试验阶段。每项试验完成后，由驻厂军事代表代表海军逐项验收。8月17日，周恩来批准核潜艇开始试航。8月23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进行航行试验。

喝酒是工作需要

核潜艇上无小事，再微小的差池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连上厕所使用抽水马桶都要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在水下航行时，只能使用水下厕所。冲厕所时，先启动开关，用水密气密的盖子将马桶完全密封，打开阀门，让海水从注水口涌入，开启高压吹出系统，把污水吹进大海，再关上阀门，将海水阻拦在外，打开内部阀门，使马桶洁净如初。

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水下厕所不能使用，只能使用位于指挥塔一侧的水面厕所。艇员上厕所前要向指挥员报告，然后领取一个牌子。一次最多只能发出5个牌子，这样当核潜艇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判断厕所内是否有人，能否立即关舱门下潜。

排泄物在中国领海内可以就地处理，但进入公海尤其是敌对区，要启用污物箱。否则，卫生纸等物漂在海面，容易暴露目标。

核潜艇共7个舱室。一舱是鱼雷舱，二舱是指挥舱，三舱是负责应急动力的前辅机舱，四舱是禁止入内的反应堆舱，五舱是控制舱即后辅机舱，六舱是主机舱，七舱是尾舱。

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有3元多，相对其他兵种，标准相当高。但出海时限于条件，食物多是脱水蔬菜和罐头，很难吃到新鲜蔬菜，面包和馒头经常会发霉。

为了分清昼夜，艇上的钟表是24个刻度。艇上四班三倒，轮流值班。艇员每工作4小时后，换班休息8小时。每天，艇员们都必须做5分钟的紫外线照射。

艇员们一般酒量颇豪，因为待遇较高，每周六晚上会餐，都要喝酒，啤酒管够白酒限量。出海时，出于工作需要也时常喝酒。艇员的冬装军服是苏式棉衣，膝盖外侧专门有个装酒的口袋，上舰桥的艇员会在里面放进一瓶特供的小绿瓶五粮液，太冷时喝两口抵御风寒。

险情不胜枚举

从表面看，潜艇试航顺利正常，几乎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只有内部人才清楚其中的惊涛骇浪。一次，出海试航战前动员，崔桂江说：“大伙儿都不要害怕，我们有祖国的强大后盾，303医院把床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位军士长接茬说：“火葬场也准备好了。”

1972年上半年的一天，长达97米的核潜艇在渤海湾做下潜试验，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升降舵突然失灵，造成船体大纵倾，眼看还有3米就要撞到70多米深的海底。千钧一发之际，水手长张琳迅速反应，马上手工操作，将水平舵调整到上浮角度。杨玺下达回舵口令，舵却卡住，核潜艇以极大的首倾角度冲向海底。舱段军士长郭富群迅速徒手转开了二三十个直径30厘米的大阀门，主机兵龚徐洲立即在后面倒车，艇首迅速抬起。近5000吨的潜艇被成功拉回，跳出水面近两米。

这是一种会艇毁人亡的状况。刘洁清日后和战友们回忆此事，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因为类似的险情实在不胜枚举。

1974年的一天10时许，一场九到十级的强台风掀起恶浪，用巨大钢缆固定在码头的核潜艇像要脱缰一样剧烈摇晃着。全体艇员顾不得穿救生衣，马上冲过去，像拔河一样在台风中抢救潜艇，防止其被卷入深海。艇上的30多条钢缆绷断了很多，一旦打到人，就会把人拦腰打断。一直到18时，风静浪止，大家身上伤痕累累，钢缆上血迹斑斑。葫芦岛造船厂的师傅把码头的柱子重新焊上，把缆绳系好，疲惫不堪的艇员们才回到基地。在龚徐洲看来，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不比抗震救灾逊色，但出于保密原因从未见诸报端，更没有机会立功授奖了。

遵照周恩来关于试验“分阶段”进行的指示，从1971年开始，到1974年交艇，核潜艇分3个阶段出海26次，进行各种试验近200项，反应堆运行数千小时，主机运行数百小时，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在各项试验中获取千万个技术数据，完成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任务，初步制定了第一部《核潜艇训练大纲》。

1974年8月1日10时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仪式在渤海湾畔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

那天，龚徐洲在艇上担任值日官，主持了军旗升旗仪式。这是中国核潜艇第一次升起八一军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