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鸣讲焦老庄党支部的故事

在确山县城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山沟里，有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焦老庄。村前有一条弯曲的小河，村后是一道长长的山岭，我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里。父亲周风筠，粗通文墨，在附近几个村子有一定威信。我弟兄五个，大哥绪鸣、二哥骏鸣、三哥长鸣、弟弟杰鸣，我排行老四，弟兄五人都念过书。自打军阀割据，混战连年不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加上土匪的骚扰，劳动人民终日不得安宁。为了防范土匪袭扰，具有强悍性格的山里人，展开了抗匪保家斗争。那时，我父亲领着村里的进步群众，在村前建起两座炮楼，修筑了寨墙和寨壕。我们便搞了一些土枪和几支步枪，组织了农民自卫队，轮流守护寨子，很受群众欢迎。

1935年8月，人称王老汉的王国华同志来到朱古洞杜李庄联络站找周凤祥同志接头，周凤祥就把焦老庄自卫队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那天，我正在牲口屋闲坐，雇工张保进来叫我，说有个老汉来访。我出门一看，不认识。王国华笑着自我介绍：“我是王老汉，是你哥哥周骏鸣的好朋友。”我二哥曾给我讲过，过些天有个叫王老汉的要来我家。我听了王国华的介绍，急忙把他让到堂屋，他一落座就把骏鸣哥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嘱咐我说：“你们要把自卫队壮大起来，打击反动派。”

王国华走后不久便派他的弟弟王国平来到焦老庄开展工作。王国平到过江西中央苏区，他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斗争策略，如农村包围城市，打击最反动的土豪劣绅，反对国民党拉丁、派粮和苛捐杂税，争取中间力量等等，使我很受教育。从此，我铁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35年9月的一天，在我家住了许多天的王国平，看我思想上进，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们经过认真考察，又先后在周围几个村庄发展了马林、陈国典、王金山、王贵荣、董本芳、吴明斗、周春祥、周鹿鸣等人入党，并建立了焦老庄一带第一个党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吴明斗任组织委员，王贵荣任宣传委员，董本芳任青年委员。党支部的建立，使群众有了带路人，不少群众通过党的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建立了党支部的焦老庄，就成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活动地之一。

1936年初，王国平被调到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工作后，上级党组织又派姜宗仁、李辉同志来指导我们党支部的工作，接着又相继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还有五名女同志。

根据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新情况，为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我们以焦老庄党支部为中心，成立了东、西、南、北片四个分支部，分别由王金山、王贵荣、董本芳、吴明斗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焦老庄党支部仍由我任书记。女党员黄世君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主动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军鞋等，大家选她为党支部妇女委员。

党员队伍的日益壮大，党的组织层层建立，使焦老庄一带的武装斗争日渐红火起来。原来群众自发组织的农民自卫队充实了不少党员骨干，成了由边区省委领导的一支拥有60余名队员的群众武装。自卫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不仅注意思想教育，而且重视军事训练。周凤贤同志懂得一些军事，就由他抓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培养出了二十多名神枪手，有六七个人能一枪打死两只鸟。从此，党支部和这支自卫队不仅在防匪骚扰方面，而且在支援游击队、保护党的干部骨干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36年春，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平氏夺枪后的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突围中，省委书记张星江不幸牺牲，我二哥周骏鸣也负了伤。游击队突出重围后，由副队长陈香斋带队于3月29日赶到焦老庄西边的高庄。陈副队长对我说：“现在游击队急需休整和补给，希望我们支援一些子弹。”这有什么不行的！我马上清点子弹，除留下一小部分外，其余的全部给了游击队。游击队在村里住了一夜，乡亲们送吃送喝，十分热情，战士们很是感动。

1936年秋，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带了一个大队，到石滚河镇“剿共”。一天夜里，保安大队突然包围了大王庄，逮捕了确山县委书记段永健、地下党员陈国典以及群众王老五等。我们党支部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心救出他们。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武装营救是办不到的。于是，我们依靠地下党员和群众，托关系接近保安大队的齐大队长。我们打听到，石滚河镇联保主任周冠鸣与齐大队长关系很好，周冠鸣虽干伪事，但为人还好。大王庄保长汪多宣同情共产党，和王老五是亲戚。同时，开明士绅何振刚和周冠鸣能说上话。于是，我们就分头做他们的工作，通过他们各自的关系去找周冠鸣“说情”，终于把段永健、王老五等营救了出来。而陈国典为了保护同志，主动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杀害了。

焦老庄党支部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由于坚持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成为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受到了鄂豫边区省委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摘自《驻马店红色故事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