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红薯

□梁小彩

我对红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诱人的水果，香甜的点心，有的似乎只是故乡的大红薯。它既是保命的主食，又是我百吃不厌的甜点。

我小时候胃口差，母亲说我挑食。荒寒的年代里，哪有什么食物可挑呢。我们每天的主食就是黑黢黢的红薯面馒头，粗糙、酸涩，难以下咽。记忆中，只有八旬高龄的老祖母每天才能享受一个白面馒头，这白雪般的白面馒头被母亲用竹篮装着，高高挂在堂屋的房梁上，我们常常像馋猫一样对着那篮子凝望，却不敢有非分之想。

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让三哥给奶奶端饭，我发现奶奶那只松软的、白润的、艺术品似的馒头竟然有一个缺口，就悄悄告诉了姐姐。我们怀疑三哥偷吃嘴，便跑到母亲那里告状。三哥不承认，我们不依不饶，质问三哥：“那你解释一下白馍缺口的原因？”三哥说不出来，只好咧着大嘴哭。后来，母亲刷锅时发现铁锅边沾了一小块白面馒头，才还了三哥的清白。

比起红薯面馒头，甜甜糯糯的红薯就是无上的美味，所以我不吃黑馍，只吃红薯。过于单一的食物导致我营养缺失，因此我小时候骨瘦如柴。邻居王奶奶看见我总会说：“妮儿，你妈没让你吃饭吗？”后来我读夏衍的《包身工》，便觉得那时的我大概就是他笔下的“芦柴棒”。

我家乡松软的黑土地极适合红薯生长，所以我们那儿大面积种植红薯。每年春天，家家户户在地头给红薯育种，先挖一个4平方米左右、一尺多深的池子，然后在池底铺一层厚厚的骡马粪作为底肥，然后挑个头大而匀实的红薯，在池底密实地摆上一层，然后一瓢一瓢地往红薯上浇水，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厚实的土粪，最后盖上地膜。不久池里就会密密匝匝地长满紫红色的芽儿尖，再过不久，这些可爱的芽儿尖就长成了碧绿的茎秧。

茎秧长到半尺左右就可以移栽了。红薯的生命力极强，见土见水就活，行距二尺，株距一尺，先用铁锨挖一个小坑，里面浇水，然后把红薯秧放在中央，用食指将根部往小坑一摁，再用周围的土一封，一棵红薯就栽好了。不久红薯秧便开始匍匐蔓延，到了夏季，茎秧疯长，田野就像铺了一层油亮的绿毡，那满眼的绿呀直逼你的眼。

秋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几场寒霜过后，昔日红薯那蓬勃的绿秧一下子打了蔫,苍老的茎像一条条黑褐色的蚯蚓蜿蜒爬行，遮掩着那微微膨大的根。田野里，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刨红薯的人。人们一边说笑，一边热热闹闹地干活。谁刨到了大红薯，大伙争相围观，最大的红薯能有十多斤。刨红薯是个技术活儿，刨不好一钉刨下去，脆嫩的红薯就粉身碎骨了。父亲是刨红薯的高手，他将钉刨高高举起，用力将刨齿深深扎到根周地下，再用力往上一掀，一窝堆儿的红薯就欢欢喜喜从土里拱出来了。

红薯成熟的季节每天都是红薯宴，蒸春红薯又软又甜，味道堪比板栗。晚餐把红薯削皮，切成小块儿，煮好揭开锅盖，清香扑鼻，喝上一口，清爽甘洌，那滋味叫一个美。麦茬红薯水分大，窖藏后更加甜糯。每到冬天，我们从地窖打捞上红薯，蒸上一大锅，软得像熟透的柿子一般。把皮一剥，吮吸一口比蜜还甜。除了清蒸外，母亲变着法儿将红薯制成又软又劲道的面饼，油饼、炸红薯丸子等。在那个年代，平凡的红薯满足了孩子们对美食的念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米白面逐渐代替了红薯主食的地位，各种美食、小吃儿花样百出，人们对吃的要求由吃饱、吃好、吃得讲究到吃得养生，昔日卑微的红薯也变得尊贵，被誉为“抗癌之王”，身价倍增。在菜市场，连红薯叶、红薯茎都被码得齐整出售，烤红薯更是卖到5元一斤。但“曾经沧海难为水”，再精致的烤法也烤不出故乡红薯那亲切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