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凉鞋

　　我是七八年考上高中的。考试的时候母亲给我煎了两个鸡蛋煎饼，这是中午的饭。可能是这两个煎饼的助力，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经过考试选拔的高中生。和以前由大队推荐上高中不一样。在这公社唯一的高中里，我们大队里一百多人只考上十余人，真有点凤毛麟角的感觉。父母特别高兴，家里总算出了个有学问的人——高中生。

　　上高中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学校离家八里多地，走读上学早出晚归，午饭在学校吃，饭是自带的，也就是馍和凉水。即使有钱能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每到开饭时为了吃上热饭，你也得慌点儿，这还不一定能遂愿。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六点半从家走。这是我的铁律，如果赶早点八点钟可以不迟到上课，这得是夏天。如果是冬天天不亮就得走，稍微慢些第一节课只能听半堂了。阴雨天迟到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尤其是苦了那些女生，摸黑走路害怕也只能无奈地放弃第一节课的听讲权。老师的批评声像是甩在脸上的耳光啪啪地脆亮，那也只有忍的份是没有胆量去分辩的。

　　我往返学校的途中需经过两个大队。放学后学哥学姐们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成群结队地涌出校门，你追我赶地打打闹闹。可轰然间像炸开了的爆米花，瞬间都散入到各个的入村小路。即便是同一个大队的同学，也不可能时常都走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们能一起回村的有七八个，大都能凑在一起打闹着回去。也有落单的时候，那一准是挨老师批评或有什么活动的。其次是女同学。那种敏感的男女之间的事情让人都提着心走，真正能走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机会并不多。我们村有一名女生，我们是同班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我们都是班干部，可走在一起的次数屈指可数。

　　能和我碰头同行的最多的是邻村的一位男同学，他叫礼，我们是一届不同班，有些话能够谈得来。他个子中等，说话有点结巴，但绝不是你…你…你…那种老半天说不出话的那种。整体形象不太好，头发黄而且稀疏；脸是圆的但总有些灰蒙蒙的像似没洗过的样子；肿眼泡大耳朵，着装倒也干净些就是补丁较多，不穿袜子的脚显得粗糙肥大，夏天塑料凉鞋跨在脚上倒也耐看，有时候人少的时他会索性把鞋拿在手里赤脚走路，自言省着穿。只是冬天在短裤腿下裸露的脚踝让人心疼。

　　我和他接触得多了，感觉到很亲切，只是心里总有点说不清的下意识，我曾认真地品味过，理不出头绪来。也许是他那喷壶岔子的胡说抑或是说话时冷不丁地吸溜一声的两筒鼻涕，心里有那丁点的不舒服。听说村里人叫他罐子，或许还带“破”字。是不是和他的形象有关系。

　　我知道他的家里比较寒，没有了父亲，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我和他比也强不到哪去，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有话可说的原由。

　　他是放学回家落单走路的时候最多，要么是学费交不上，要么是作业没完成，要么是在课堂上或课间胡喷惹祸事。总之老师是不会表扬他的。鼻青脸肿地批评他是不在乎的，适应了，路上侃侃而谈的胡喷也就照样子没有把门的。

　　我在班里相处得比较铁心的同学不太多，也就前后座位的几个，和女同学说话掰着指头算了算，也就那么一两次，现在还觉得对不起青春。后来文理科分班，全校一届学生打乱了重新分，以至于拍毕业照时还分不清谁是谁。

　　两年的时光过得像翻书一样快。在最后一学期为了应付高考学校要求毕业班全部住校。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虽说是白馒头就稀饭，这也是把家里不多的白面交到学校食堂换来的。已经非常的奢侈了，比在家吃红薯窝头已经是天上了。

　　最后一个学期，好事却不断地临到我头上。先是班主任在一天下午放学时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政治复习资料，厚厚的新嘎嘎的，让我买一本学习用，并言辞凿凿地说，不要外传，这是给学习好的同学准备的。让我回去拿五角钱来再领书。这让我激动了好几天。我自嘲地说，看来我的学习成绩也是不赖的呀！

　　再者是父亲给我些钱让我买一双凉鞋，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思忖了好些天才决定买一双软底凉鞋，一是赶点时髦，二是了结一个心愿。在大队上初中时我的班主任穿过这样的凉鞋，鞋底两面是胶，中间夹着弹性十足的不知道什么材料，算正看着老师走路一软一软的一定很舒适。鞋帮是打孔用铆钉铆的，就是好看呢！班主任把鞋擦得锃亮，有时候脚上还穿着肉色的袜子，领读课文时小步地来回在班里走动，你会感觉到一种从未有的香气扑面而来。有时候班主任坐在讲台上，把脚放在前排的课桌上读课文，那种白色的丝袜亮闪闪的打眼睛。可能是显摆吧。我就想我要穿上这凉鞋也一定很神气，不比我们班主任差，因为我年轻。再的话我一定不穿袜子，穿凉鞋又穿袜子是图凉快还是图热？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