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沐与《五经四书疏略》

在驻马店古代文化史上，留下著作种类最多的人物，当非上蔡人张沐莫属。

张沐（1621年～1702年），字仲诚，号起庵，上蔡县伏羲庙（今属塔桥镇）人，清初理学家、教育家。张沐出生于一个诗书之家，幼承庭训，受到严格的儒学教育，再加上聪颖好学，家人对其期许甚高。但逢明末乱世，生活动荡不安，进取之路亦颇艰难。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张沐方以拔贡生入国子监读书。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十五年（1658年）连捷进士，随后入工部观政。康熙元年（1662年），官授直隶内黄县（今安阳市内黄县）知县。任上，均田赋，重农桑，敦教化。每月朔望，集诸生讲学于明伦堂，勉以圣贤之道。又创繁阳书院，讲学其中，“邑中及邻境请业者恒数百人”。康熙二年（1663年），与夏峰北学宗师孙奇逢书信往来，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而后，又结识孙奇逢的弟子耿介等人，并一起成为夏峰学派的中坚。康熙五年（1666年），张沐邀请孙奇逢到内黄讲学，二人日夜论道不辍。孙奇逢有诗云：“内黄挺挺迥非尘，自命姚江之后身。谓我心痴痴胜我，相看莫逆更何人？”把张沐视为难得的知己。同年，张沐与孙奇逢的弟子、“理学名臣”汤斌结交，并一起协助孙奇逢编撰《理学宗传》，后在内黄将之刊刻成书。

康熙六年（1667年），张沐坐事免官。仕途遇挫，张沐并未难过，反以著书讲学为乐。此后12年间，他讲学于汝宁天中书院、密县超化寨、登封嵩阳书院及禹州等地，并曾远赴关中讲学，与志同道合的孙奇逢、毛奇龄、李颙、耿介、赵御众、钱佳选、崔蔚林等旧雨新知交游论学。在家乡上蔡，他创建敦临堂，培育远近学子。后又在此堂设置刻书坊，专门刊刻自己的著作，使之广为流布。古时刻书不易，张沐能留下大量著作，与其设坊刻书有密切关系，他的著作大多为敦临堂家刻本。对于张沐的学问追求，孙奇逢致信云：“强仕之年即赋归来，专力于学问。夫学无止境，公与之俱进。”表示极大赞赏。

康熙十八年（1679年），经熊赐履、魏象枢等人先后举荐，张沐被补授四川资县（今资中县）知县。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任之初，三藩之乱尚未平定，张沐招抚流民，为前线保障供给。恶劣的环境下，“供亿军兴之暇，犹进诸生，谆谆诲导不倦”，仍不忘讲学布道。一年之后，战事平息，张沐便以老病为由辞官返乡，从此再未出仕。

张沐一生，两度为官知县，前后不过六载，更多的时间是在学问中度过。再次离开官场，他依旧讲学授徒、交游论道、著书刻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应汝宁知府熊仲龙所请，张沐主讲于天中书院，汝南学风为之大振。随着声望日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河南巡抚阎兴邦礼聘张沐主讲省会开封的大梁书院。康熙三十年（1691年），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慕名来访，论辩砥砺，相处一月。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春，应上蔡知县杨廷望相邀，回上蔡县塾主掌院务。同年夏，河南巡抚顾汧重建游梁书院，“进诸大夫而咨访之，群推上蔡张仲诚先生河洛真儒也，乃敦请而委重焉”。次年春，张沐到开封主持这所当时河南最好的书院。在长期的讲学生涯中，张沐培养出众多门生高徒，如黄本讷、杨得秀、李经世、刘玉威、王章、阎良弼、马昌、邓九龄、史赞明、刘承业、黄之锡等人，形成了出于王阳明而兼取程朱，并以其号命名的“起庵学派”（详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三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沐归乡养老。虽年至耄耋，仍研读《易经》，还在自家开辟的白龟圃中，接受四方学者的求教，可谓治学终生、诲人不倦，被学者尊称为“上蔡夫子”。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张沐卒于上蔡家中，终年八十二岁。

张沐一生勤于撰著，留下的著作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有23种之多。其中，属于经部的有：《五经四书疏略》9种144卷（包括《周易疏略》4卷、《书经疏略》6卷、《诗经疏略》8卷、《礼记疏略》47卷、《春秋疏略》50卷、《大学疏略》1卷、《中庸疏略》1卷、《论语疏略》20卷、《孟子疏略》7卷），《孝经疏略》1卷；属于史部的有：《河南通志》50卷，《开封府志》40卷，《上蔡县志》15卷，《张氏家谱》1卷；属于子部的有：《道一录》5卷，《图书秘典一隅解》1卷，《学道六书》6卷，《为学次第书》6卷，《溯流史学钞》20卷，《六谕敷言通俗》6卷，《通俗女儿经》1卷；属于集部的有：《前川楼文集》2卷，《前川楼诗集》1卷。

张沐以理学家名世，他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经部、子部著作中。因此，这里单独选择其代表性著作《五经四书疏略》略加陈说。从上文可以看出，《五经四书疏略》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9种书的合称，是对“五经”“四书”9种儒家核心经典的阐释。宋明理学延续汉代经学治世的学术传统，并将“四书”地位抬升，在明清时期一起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并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对这些经典，无须质疑，只可解说。所谓“疏”，原是相对于“注”而言，是对经典注文的注释，后来也直接用于对经典原文的注释。张沐的《五经四书疏略》将前人的解经之语融于自己的注释之中，可谓二者兼有。

早在任内黄县令时，张沐就有意重注儒学经典，后来讲学各地，见闻愈广，思考益深，日积月累，书亦渐成。如《周易疏略》自序曰：“沐不敏学之者八年于兹，庶几尊信孔子，乃始有舒厥心，集其说成稿，然日必有改，要求符节于孔子之意不爽毫末而犹未得也。敬俟高明参商，有得则更注，非敢曰遂已也。”可以看出张沐的注解意在追求“符节于孔子之意不爽毫末”，虽研习八年并“集其说成稿，日必有改”，但仍觉未达目标，如有“高明参商，有得则更注”，体现出张沐对学问的高远追求与谦虚好学、学无止境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与追求也同样体现在其他各部《疏略》中。

就各部《疏略》的编写体例而言，在各书正文中，每篇先以句或段的形式列出经典原文，用单行大字书于右，然后把自己的注释以双行小字低一格书于左。就各部《疏略》的内容特点而言，《诗经疏略》以《诗序》为宗，在吸收众家之说的同时，侧重于对《诗经》义理的发挥；《春秋疏略》中提出了《左传》为孔子所作的新观点；《书经疏略》多据蔡沈《书集传》说而间出己见；《周易疏略》本孔子《十翼》之义，多采先儒旧注；《礼记疏略》刊刻时，因年已八十，所以有他的儿子、门生等人参与编订，成于众手；《四书疏略》有意补朱子未尽之义。但是，乾隆时期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各《疏略》评价并不高，甚至屡有批评。比如针对张沐《春秋疏略》中“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的说法，《总目》提要说：“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究其原因，乾隆时期盛行考据学，而张沐《五经四书疏略》沿袭的是理学家以义理解经的路数，本意是想回归经典原旨，却不免流于主观臆断。

　　总体来说，张沐一生探求、传授、弘扬儒学，著述丰赡，种类齐全，内容广博，对清代中州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甚巨。《文献征存录》赞其一生“虽无高爵重位，隐然为中州儒宗”。经学家毛奇龄称：“（中州）理学推孙征君、张仲诚二人，大河南北从若影附。”也因此，他与孙奇逢、耿介、汤斌等人并称“中州八先生”，亦与梅文鼎、李颙并称“海内三隐”。他的代表性理学著作《五经四书疏略》，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所写的《周易疏略》，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成书的《礼记疏略》，前后历经30年之久。这是清代天中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五经四书疏略》敦临堂原刻本，今清华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单位仍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