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膘

文/于惠泉

大膘是杜延军的绰号，我认识他的时候，别人就那么叫他。他比一般人稍胖，但还算不上膘满肠肥的那种，可能是小时候胖吧。他比我大十来岁，好饮酒，饮少辄醉，好读书，也像五柳先生那样不求甚解，他还给自己的住宅起了个“陶庵”的雅名，可以看出他的志趣，但如果你以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雅士，那又错了。

延军在县城东关临107国道有间门面房，做汽车修理、补胎、充电之类的活儿，从早到晚，经常是手上脸上油腻腻的。他的房内堆满了各种型号的电瓶、修理的工具，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器件。有时想找个下脚的地方坐下歇歇脚都不容易，只好站在门口说说话，但要找什么东西，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中午12点，他爱人来送午饭了，很准时，经常是米饭，外加一菜一汤，而碗底又总是藏着一个荷包蛋，延军喜欢大米饭。吃完后，嫂子再把饭盒带走，俩人有说有笑，有时还开开玩笑，日子过得还挺开心。

延军是个闲不住的人，没生意时，他就在店里刻印章。一双大手舞弄起刻刀来，如同灵秀的女孩子织布绣花一样精巧，在指甲大小的印石上，他玩得有滋有味。他刻印不用印床，左手握石，右手操刀，蹲着可以刻，站着还可以刻，那功夫实在了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怎么也不会把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与精致典雅的朱文印和沉静坚实的白文印联系在一起，但它就是这么巧了，于是，左右做生意的邻居给他起了个绰号“杜绣娘”，延军也不介意，呵呵一笑，“绣娘就绣娘”，继续摆弄他的玩意儿，像看亲生的孩子似的，眼里满是热切的爱意。别人说这个大男人真奇葩，竟会喜欢这种事儿。延军不但刻印，还会买书、订报纸、买杂志、参加培训班，并振振有词地对嫂子说，“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也不是啥坏事嘛”。嫂子当然是支持的，他把挣的钱都如数上交给嫂子，又不在外面瞎胡混，嫂子满口应允，订报纸杂志一订就是十多年。

苦心人，天不负。延军的精力和投入渐渐也有了收获，他的篆刻作品时不时在省市展出，有的还印成了书，里面还有他的照片。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县里艺术圈的名人，同时找他刻章的人也更多了。他是讲信用的人，答应了人家，就一定会准时完工，有时会刻到半夜。白天是修理工，晚上像换了个人似的，在他的小天地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像一位高超的烹饪大师，认真调理他的每一道菜，把普通的食材做成艺术品。别看延军拿起刻刀来意气风发，像个足智多谋而又干练的侠客，但在饭桌上喝酒时，他却又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腼腆书生（老婆有交代，少喝酒多吃菜）。他又是实在的人，说不喝不喝，不能多喝，经不住别人两劝三劝，为了义气和情谊，也就抛开顾忌甩开了劲儿，不久便满脸涨红，话语渐多，甚至是反守为攻了，但他划拳的技术还不高明，反而又多喝了酒，成为众人开玩笑的对象，他还是不气恼，在戏谑中自在逍遥，很有意思。

记得有一次县里办书画展，在影剧院的大厅里展出，晚上作品不收回，又怕被人偷走了，成员们俩人一班，轮流值夜看护。那一次正好是我和延军搭班儿，我俩各自说了对艺术的看法，原来在憨憨的外表下，他脑袋里有许多有趣的想法。除了挣钱养家，还有对艺术的热爱，有时他想外出进修，但又怕耽误生意，为了哄老婆开心，经常买小礼品送给她，为了自学理发，他给家里盆栽的花草都剃了头，他还让我看他用麻将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镶的牙……也正是有了这份对美好生活和精神上的追求，使他平凡的生活中多了份情趣。那一夜，快到公鸡打鸣时，我们才眯眼睡了一会儿。

后来，年龄大了，生意也不那么好了，眼花了，不怎么刻章了，他就在家里办了个书画培训班，但他的书刊报纸却像宝贝一样留存着。每次见面时，延军总是对我说：“最近一期的《中国书法》来了，你过来看看吧。”我除了感动也不知说些什么好，因为他订的那些报纸杂志，不一定有我的多，他订书报，也许只是为自己寻找一份心灵的寄托，慰藉一下艺术上的梦想。

最近一次见到延军，是去年县里的一次展览，他站在作品前，弯着腰细细地打量着，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握着他更加粗糙的大手，感觉那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说我的白头发也比以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