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河洛的文明曙光之一 昔三代之居 皆在河洛之间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 本报记者 王雪娜 摄

二里头遗址俯视图。周鼎凯 摄

□本报记者 陈学桦 王雪娜

一处二里头，浮现华夏文明最初的晨光；

一条定鼎路，连接古今城市的血脉与方向；

一乘天子驾六，定格周室威仪森然的礼制辉煌。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多年后的今天，当大家走出洛阳龙门高铁站，迎面看到的是“冰心玉壶待君来”的现代设计，仿佛听见“玉笛春风别洛城”的千古绝唱。这座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城市，正以古老而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五都荟洛”的独特魅力。

为何夏商周三代皆钟情于河洛？近日，本报记者专访洛阳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探寻河洛文明的曙光。

天下之中文明摇篮的考古印证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短短11个字，却承载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秘密。

安锋解释，“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个朝代。而‘河洛之间’，指的是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洛阳盆地。”

“夏商周三代，历时近2000年，它们为何都不约而同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安锋设问后，给出了答案：“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是华夏文明的地理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考古发现为历史记载提供了坚实支撑。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偃师二里头的发现，打破了这片土地的沉寂。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向世人展示了夏王朝的辉煌。

“二里头遗址有太多的‘中国之最’。”安锋如数家珍，“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城市道路网……从万邦林立的‘满天星斗’到统一王国时代的‘月明星稀’，二里头就是那最皎洁的‘月亮’。”

夏朝之后，商汤灭夏，建都于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是都城洛阳。

“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核心统治区，是‘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地。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安锋说，周武王和周公均称河洛地区为“天下之中”，“中国”一词长期特指洛阳地区，后来才成为国家的名称。

中国人尊崇“中”的哲学观。河洛土语喜欢说“中”，文化上强调“中和”“中庸”“中正”，还有诸如“中州”“中原”“土中”等，正是长期的中心地位塑造了河洛文化追求秩序、稳定、统一、和谐的深层精神结构。

在安锋看来，从“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遗址，到“宅兹中国”的何尊铭文，河洛一直是天下之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这种“建中立极”的中央地位，使其文化天然具有一种统摄四方、包容万有的气度与使命感。

百家争鸣礼乐文明的千年回响

夏商周三代所孕育的礼乐文明，如同播种在河洛沃土中的基因，深刻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华文化的性格与走向。

这片被称为“天下之中”的土地，不仅见证了最早的“中国”诞生，更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以‘德’为内核，以‘序’为框架，为华夏文明构建了最初的精神家园。”安锋说，这套体系，虽历经春秋战国的动荡，非但没有湮灭，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中被重构与升华，催生了“百家争鸣”的旷世奇观。

历史总是充满辩证的魅力。东周时期，王城洛邑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思想激荡的舞台。安锋说，诸子百家的智慧光芒，许多在此点燃或交汇。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当属儒家始祖孔子不远千里入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

据《史记》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番告诫，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儒家“克己复礼”的修行之路。

“两位伟大思想家在洛阳的相会，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会。”在安锋看来，儒家的仁政担当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看似相悖，实则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进退有据”“刚柔并济”的内核。这场对话的余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回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三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洛阳古城，依然能感受到这份智慧的余温。那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青铜礼器，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经典箴言，那些流传在街巷间的古老传说，都在无声诉说着这段思想启蒙的辉煌岁月。

安锋认为，理解“三代所居”，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对文化自信的夯实。“当我们站在洛阳龙门高铁站，欣赏‘玉笛春风别洛城’的诗意时，应该知道，这种诗意与历史的交融，正是河洛文化生命力的一部分。从夏商周到今天，河洛文明的火炬从未熄灭，而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古今辉映神都洛阳的文化密码

洛阳龙门高铁站内，“冰心玉壶待君来”的意境，让每一位抵达洛阳的旅客，从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刻起，便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穿过定鼎路，驻足天子驾六博物馆，漫步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依稀可见夏商周三代在河洛大地上留下的文明印记。

作为“河洛文化大家谈”栏目的特邀专家，安锋多年来致力于河洛文化研究。他认为，洛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地层学价值——“十三朝古都的积淀，使得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叠加、融合，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文明编年史”。

“当你驾车行驶在定鼎路上，你可曾想过，‘定鼎’二字源自何处？”安锋的发问引人深思。他解释，“定鼎”一词可追溯至夏禹时代，“禹铸九鼎，定鼎中原”，而洛阳正是这一传奇的发生地。“定鼎”二字，也源自《左传》中“成王定鼎于郏鄏”，标志着周王朝定都洛阳的历史。

在洛阳博物馆，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静静陈列，诉说着当年的乘舆制度。安锋介绍：“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以实物证据印证了周王城的所在地，也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周天子的威仪。”

“‘定鼎路’‘天子驾六’这些现代洛阳的地标和遗址，不是简单的地理符号，而是活着的史书，记录着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轨迹。”安锋解释，“当我们今天使用‘定鼎’‘孟津’这些地名时，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传承着三千年前的历史文化信息。”

如今的洛阳，古都与新城交融，历史与现代对话。站在邙山之巅俯瞰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河流淌，一如往昔滋养着这片文明厚土。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这座城市如同一个活态的文明博物馆，等待着人们去阅读、去理解、去传承。

“‘五都荟洛’的旷世盛景，不仅是洛阳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动情处，安锋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用现代化的表达方式，让沉睡在典籍和遗址中的历史活起来，成为滋养当代人心灵的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