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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大学那么多为何独它最感人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05日08:42:04来源:《北京青年报》编辑:付琳 评论:放大 缩小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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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寒酸的铁皮屋顶教室,在雨天噪音过大,震耳欲聋的雨声盖过了老师的声音,于是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字,和学生一起将这种物质上的烦闷化作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电影《无问西东》全国公映时,影片中关于西南联大的片段,尤为打动人心。事实上,抗战中有过搬家经历的大学不独西南联大,为何现在一提起抗战中的大学,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低矮的教室(资料图)。

西南联大大门(资料图)。

悲壮的教育南迁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仅一个月,日军沿长江攻至湘水。清华、北大、南开只能继续迁徙,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于同年12月1日开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联大八年,正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八年。

事实上,抗战烽火中,数十所大学有过搬迁拆合的经历。当时中央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的搬迁,也有不下于此的曲折和感人。

最早搬迁、受损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国立中央大学。1935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专门到重庆考察学校选址,回宁后就赶制木箱。“八·一三”轰炸,日本飞机在南京扔炸弹炸到中央大学的一栋楼,罗家伦马上就动手搬迁。他们搬得很干净,“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西上”,连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畜牧场的动物也都搬到了重庆。

南开校长张伯苓后来用“鸡犬不留”来形容两校境遇,“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得鸡犬不留,而中央大学搬得鸡犬不留”。南开搬迁的时候,学校已没有太多可搬的东西了。

人们追怀彼时西南联大之盛,总常提及联大荟萃的一批大师级学者,如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吴宓、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沈从文等。可若论综合实力,当时的联大远不如中央大学。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位于陪都重庆的地理优势,不仅各方面未被削弱,还得到了更多发展。据1945年的统计显示,中央大学仅教授数量就是西南联大的两倍,在院系学科规模、教学成果和所享受经费方面,也远超其他各校。不过,中央大学生活一样艰苦,学生长年只有一身衣服,缝缝补补犹如百衲衣。

当时,西南联大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尤其跟中央大学相比不占优势。但是8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一讲到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大家追怀最多的还是西南联大。

大师治校  成就教育奇迹

西南联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许在于它不可复制的构成。三所名校的精英凑在一起,在迸发矛盾的同时,也一定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今天人们提起联大,无不赞叹三校亲密合作、相得益彰的精神。其实,联大成立初期,并不是毫无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骄傲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校风,“文人相轻”在所难免。

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写道:“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无意间有些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和校长蒋梦麟劝说大家,国难当头,以和为贵,这才平息下来。”

联大成立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清华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为减少摩擦,张伯苓和蒋梦麟采取“无为”策略,让权给比他们年轻的梅贻琦。

梅贻琦推行“教授治校”,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每位都是学界翘楚。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时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正是这些大师的治校精神,才成就了教育的奇迹。

衣着破烂却精神抖擞

西南联大不只有自由,还有知识与精神的汇合。

三校原来各自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在联大可以同时讲授,学生自由选择。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庸都研究《楚辞》,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于是两人都讲《楚辞》,唱起“对台戏”;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雷海宗、吴晗、钱穆三人同时开,三大名师打擂,学生大饱耳福。

名师主讲基础课,年轻教师开选修课,这是联大的规矩,为的是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继承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而多个名师同开一门基础课,一是保障学术自由,二是加强竞争,因为选择权在学生手里,教授会更加注重教学质量。

学校经费匮乏,联大一度拆了铁皮屋顶卖钱,换成茅草屋顶。校长家日子艰辛,梅贻琦的夫人不得不出售自制糕点、毛衣、围巾,以补贴家用。朱自清家中子女多,冬天只能披着蓑衣御寒。闻一多则以刻图章、兼职中学教师,以维持生计。

即便如此,教授们依然恪守学术,十分认真。陈寅恪每次上课,会早早进入教室,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写在黑板上。当时,冯友兰先生任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对陈寅恪非常钦佩。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总是跟在他身后,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然后坐在台下听讲、做笔记。

杨振宁说,联大那几年,他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他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人们用“衣着破烂却精神抖擞”形容西南联大,以此与现在大学日渐富有,却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形成对比,进而得出联大对中国大学的现实意义。联大无大楼,但有“大师”,终成大学之“大”。

赤子之心  求仁得仁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却又接受过传统教育,在伦理道德层面明显留有儒家色彩,这个特征使他们要求自己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和更完美的人。

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在淞沪会战中牺牲。得知噩耗后,张伯苓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梅贻琦的一对儿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常说,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师生还是要以学术为重,以备将来之需,可当部队急需翻译和医护人员时,他让一对儿女都去参军。

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人爱精神导师闻一多,爱其临危不惧,血性正义;有人爱学界宿儒钱穆,爱其在艰难时世,仍能靠回忆著成国史的大气。

《无问西东》里,杀身成仁的沈光耀和一心向学的吴岭澜,正是联大学生这两种心境与抉择的写照。

后来联大人的回忆,如历史学家何兆武、文学家汪曾祺等,则更强调联大学术气氛浓厚,同学师长良善真挚。而我们瞻望西南联大,感其繁盛、慕其光辉,也是因为联大学子,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何兆武、任继愈等,正是我们现时文化秩序中的标杆人物。

西南联大因不可复制的历史而产生,唯一证明它存在过的,除了历史,大概就是塑造了它及它所塑造的那一代人物了。而正因为我们无法去经历那样的时代,所以联大的魅力可能远远超出了今天所有大学魅力的总和。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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