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证语病背后是权力与傲慢

  □潘洪其

近日，在上海市举办的“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上，语言专家指出，第二代身份证有四处语病：一是正反两面分别使用“公民身份”和“居民身份证”，两者法律概念不同；二是“身份号码”表述不妥，应为“身份证号码”；三是“出生”后面写日期不规范，“出生”包含出生地和出生时间等要素；四是长期有效身份证上“有效期限”标注为从某年某月某日到长期，没有“到长期”一说(近日《重庆晚报》)。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正反两面总共39个字（不包括居民的个人信息），却出现四处语病，差错率高得离谱。如果不是专家较真儿，恐怕很多人都会习焉不察，很难注意到自己随身携带且经常使用的身份证，竟是不折不扣的“语病大王”。

居民身份证的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国家对居民身份证进行了高规格的立法规范。设计、制作身份证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职能，严格地说是一种国家行为。那么，二代证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语病呢？哪怕是将初稿交给一个普通的专业校对审核一下，也足以避免这样的低水平差错，为什么没有努力避免呢？

除了上述语病，二代证还被指存在巨大的设计缺陷。由于二代证的相关信息印在正反两面，双面复印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位叫曾新东的公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二代证存在的问题，但始终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想必，有关部门除了承认设计者水平低、考虑不周、工作草率外，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某些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公权力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对赋予自己公权力的法律和人民缺乏应有的尊重，在行使权力时缺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根本不在乎细小的差错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

拿二代证的语病和设计缺陷来说，设计者只要多一些认真，设计和决策只要多一些论证、审核，上面说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但设计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已经不是水平不够、态度草率的问题，而是典型的“权力傲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