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殡葬暴利”看时令性监督

禾 刀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动辄1平方米数万元。笔者调查还发现，与墓穴价格上涨相似，殡葬用品价格也在攀升。在深圳市殡仪馆，绝大多数骨灰盒价位都在1000元以上，高的超过了4000元。在成都酱园公所街，一家殡葬用品商店主人指着两个黑檀木骨灰盒说：“我们只卖2000元，同样的骨灰盒在殡仪馆里要卖到6000元。”一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了墓产商‘捂盘’及炒墓现象，殡葬价格上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青年报》4月5日）

有人寄希望于《殡葬管理条例》的修订和落实。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曾公开表示：“有关方面对是否应该继续强制遗体火化，强制火化是否应当财政埋单，政府在殡葬管理中管到哪、管什么，经营性公墓如何管理等，都存在较大争议，修订条例的进展遇到了诸多困难。”（《法制日报》4月2日）

就郜风涛的表示来看，这一条例背后确实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但这些难题会不会成为殡葬暴利一涨再涨的理由，显然缺乏充分证据。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目前的殡葬业，民政部门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抛开个人身份职责，牵强附会地大谈政策问题，很难说不是逃避责任之举。

自2002年起，几乎每年清明时分，民政部门总会表示，将严厉打击“炒活人墓”，消除殡葬暴利等行为。然而年复一年，当年曾给过公众以美好想象的坚决表态，在屡屡变成一张张“空头支票”后，公众早已懒得理会——反正清明一过，一切依旧。

碍于传统文化，碍于对逝者的尊重，公众和舆论对殡葬暴利的追问往往也只是停留在每年清明前后的短短几天。虽然这段时间的公众和舆论“攻势”凶猛，但数年来并没有人因殡葬暴利承担责任。

公众与舆论的时令性监督是一种习惯，就像春节时想起了春运一样。即便不是这些特殊因素，公众和舆论也很难承载对一个问题自始至终地监督，除非权力部门足够重视，或以此作为惩戒考量因素。

时令性监督并非不重要，但时令性监督要想取得实效，有必要跟踪追问，变成人大代表的议案或政协委员的提案，直至变成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