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道德自觉还需制度助推

□ 李丹丹

近日，深圳市法制办发布《深圳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助人行为社会鼓励制度、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助人者受帮助制度等，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应当说，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好心人免责”，让“好人能够有好报”，为救助者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免除善良救助者的后顾之忧，进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制定此条例的目的所在。千百年来，见义勇为、守望相助、助人为乐、尊老爱幼一直作为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所推崇和恪守的道德准则，被人们所认同、传承和发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认同开始日趋多元化，再加之法律层面规定的欠缺，一些做好事反被诬陷和讹诈的事件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风险的考量暴露信任的危机，也让不少人对救助他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在人们为国人的道德滑坡和道德荒漠化而焦虑时，当“路上见到有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这个简单的问题反而变得日渐复杂起来时，也就很有必要完善司法保障，借助制度保障匡扶社会道德，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进行呵护和弘扬，使民众在遵循道德规范方面有正确的判断，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坚守善良的内心，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

道德是一个文明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民的社会操守和职业规范。只有对救助他人者进行褒奖和宣传，从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层面构建有利于救助他人的大环境，才能更好地坚定人们执著向善的信念，形成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让社会公德成为人人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说，深圳市率先启动救助行为保护法规的立法，无疑值得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