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的记忆

□王太广

双休日在家整理书柜，翻到一本《毛主席语录》，红色的塑料皮，封面上印有烫金的“毛主席语录”五个大字，镶嵌着毛主席戴军帽、穿军装的侧面彩色头像。打开书，尽管纸张已经发黄，但它打开了我对 “文革”时期“红宝书”的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阅读的书籍大都是《青春之歌》、《红岩》等，“红宝书”则是无可选择的必读经典。“红宝书”包括：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单行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诗词》。我还见过《最高指示》、《最新指示》、“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红宝书”阅读背诵热潮。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里有没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会不会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成为是否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分界线。凡识字者，无人不读“红宝书”；凡能书写的墙壁，无处不书写《毛主席语录》；凡是印刷品，像稿纸、信封、火柴盒、香烟盒上，甚至连结婚证上都印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全世界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读物，累计发行50亿册，覆盖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以40种语言的外文版，发行到世界各地，远远超过《圣经》的发行量。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出现了《毛主席语录五十条》、《毛主席语录一百条》，这两本书比较简单，我能一口气背下来，在我们生产队的群众大会上，不仅受到了老队长朱元臣的表扬，就连到我家吃派饭的大队干部唐状听了之后也很佩服。

《毛主席语录》不光要学习，还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我们生产队的年轻人学了《毛主席语录》后，大家都抢着、偷着做好人好事。那时我二姐已是党员了，每天夜晚还跟小伙子一样，悄悄给牲口铡草、往地里拉粪等，第二天照样出工，争当无名英雄。

《毛主席语录》不只在辩论会上引用，在人际交往中也像对口令一样应用。有一老太太到供销社买东西，对营业员说：“节约闹革命，给我称二斤盐。”营业员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这一对一答，买卖成交了。

还有一位妇女到蔬菜公司门市部买菜，专挑大的、好的，营业员不耐烦了，就背《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那位女顾客也用《毛主席语录》回答：“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用《毛主席语录》保护自己的例子还有一个。据说在批判陈毅的大会上，陈毅对造反派们说：“请同志们将《毛主席语录》翻到276页（其实《毛主席语录》只有275页）。”然后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说：“这一页怎么没有？”陈毅说：“他们忘记印了！”造反派说：“你有什么依据？”陈毅说：“周总理可以作证！”

“文革”期间，“红宝书”不仅给予群众力量和安全感，同时，“红宝书”产生的信仰也维持着群众的革命热情，个中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