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手抄本

□王太广

在北京某书店，偶然看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里面收录了《叶飞三下江南》、《绿色的尸体》等，不禁使我想起“文革”时期自己的一段经历。

“文革”后期，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人们逐渐冷静下来。随着个人崇拜的降温，红色阅读也不再被过分强调。需要吸取精神营养的国人，面对的却是一片“文化饥渴”和“文化沙漠”，除了“红宝书”、鲁迅选集和《金光大道》等极少数文学作品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文化的荒芜、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为手抄本的流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第一次接触手抄本是通过我们村的张本福，他从部队退伍后，被安排到公社氨水厂工作。他从工友那儿得到一本《一只绣花鞋》手抄本，抄好后立即送给我。

当我看到《一只绣花鞋》的开头“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30多岁，瓜子形的脸庞，活像刚刚出水的嫩藕……”时，就被那高超的文学艺术，细腻的人物刻画，流畅的书面语言，精彩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我抄了整整一晚。之后，我把所抄的东西传给了几位朋友。

从那以后，我陆续从其他年轻人那里收到一些侦破和“反特”类手抄本，像《梅花党》、《落花梦》等。

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我拿到手抄本后如获至宝。为了加快速度，我让几个年轻人分别抄几页。我们抄时都用复写纸，一次就能出三四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然后装订一下就成了。所以，那时一个手抄本往往有好几种字体。

1976年秋天，我参加县里的一个青年培训班时，发现一位学员在偷偷看一本用作业本装订的东西。出于好奇，我悄悄凑过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归来》（后改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他说看完让我看。

待书一到手，我便心急火燎地快速翻阅。初次看到这样的“爱情小说”，只看了几页，我便爱不释手。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禁书”啊！无处可买，还想据为己有，咋办呢？抄呗！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专心致志地一字一句抄。紧赶慢赶，我终于将厚厚的《归来》小说抄完。

手抄本的传播，使青年在地下阅读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刺激，一种黑暗中灵魂得到抚慰的喜悦与激动。在“文化饥渴”的年代，手抄本的出现、传播和消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出版事业发达，文学艺术繁荣，各种图书齐全，想要什么书都可以买到，写文章、查资料可以用电脑，非常方便。但读书的体会、写作的感觉和心情的愉悦程度都不如流传手抄本那个年代的。

我想，除了阅读手抄本所带来的欢愉之外，它还是一种劳动，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复制，是一种隐蔽的传播。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