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铁工厂

王太广

“土高炉，高又高，红红的炉火冲云霄/土高炉，呼呼叫，炼铁的人们满脸笑/土高炉，像火山，熊熊火焰透蓝天/干劲鼓足炉火旺，水屯人民幸福长……”这是1958年汝南县水屯公社一位教师写的一首诗歌，它“歌颂”了当年用土高炉“炼钢铁”的情景。

这个炼钢铁的地方，就是水屯铁木业社的前身，它位于水屯街西南方向，驻新公路南侧，当时集中全公社部分铁匠、木匠，从家里带来入股的大锤、铁砧、风箱、斧头、锯等工具，厂房是由“一平二调”的砖瓦、木料建成的。主要生产钉耙、锄头、镰刀、铁锹、犁铧、犁面、木耧、架子车、马车等，虽然生产设备简陋，全靠手工，但社员们仍把新成立的铁木业社视为自己的“后勤部”、“兵工厂”。

我记事时，铁木业社已更名为“铁工厂”，迁至水屯街上。但厂里原有的三排瓦房，已腾出来供我们生产队从宿鸭湖修水库出来的移民暂住。地上残留下来的生铁蛋子、铁渣子，不同色泽的碎矿石、耐火砖等依稀可见。我家分得的几块耐火砖，后来就作为盖新房所用的门转子。

上小学时，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宋四喜同学拉着我去水屯街上铁工厂去玩，大门进不去，我们就趴在厂房的窗台上往里看。一个年轻人“嘎吱、嘎吱”拉着大风箱，把炉子里的火吹得旺旺的；一位年纪稍大些的师傅手握大铁钳把炉子里烧得通红通红的铁块夹出来，那铁块就像日本鬼子用刑的烙铁一样，放在一个大铁砧子上几个人用大铁锤“叮当”、“叮当”不停地锤打，火花飞溅。年纪大些的师傅在锤子未砸下来的当隙不停地调换铁块的位置、角度，就这样反复地烧、不停地锤打，铁块逐渐由红变暗，由软变硬，直至这块铁变成了一件漂亮的锄板时，才放进水盆里，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冒起一股白烟。我看到他们光着脊背、抡着大锤，满身的肌肉和滚动的汗珠，真正理解了大人常讲的“世上苦，打铁、行船、磨豆腐”的道理。

不久，宋四喜又对我说，铁工厂北边还有个翻砂铸造车间，那地方比打铁还好看。我们去后，看到工人们把一块块废铁投进炉里，火红的铁水不一会儿就流了出来，暖暖的色调、熊熊的炉火将工人的脸庞照亮，个个满面红光、光彩照人，火光透出的光芒射向四周，这光芒让生命在这里展现出一种美好的力量。我看见几位姑娘和几位小伙子在炉前不停忙活的身影，像一幅画，非常美丽。姑娘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铁锨、脚穿一双笨重的翻毛皮鞋，那优美的身段在灯光和炉火映照下漂亮极了。那些小伙子的身影也仿佛一幅幅生动的剪影，任炉火将他们的生命展现出明亮和辉煌。

我到公社当通讯员后，铁工厂就在公社机关的东墙外。每天，铁工厂里“吱吱”打砂轮、磨犁铧的声音不绝于耳，“咚咚”的气锤声也不时响起，年纪大的公社干部总是埋怨影响他们休息，每到公社开会时，领导就让我通知他们停产。

铁工厂虽小，在计划经济时代，其人、财、物和产、供销均由汝南县第二工业局掌控。按年分月下达生产任务和产出数量，计划调拨原材料（煤、铁等），专材专用，不得挪用。那时候生产资料非常短缺，个别私自挪用者曾受到处分。县二工局负责采购供应铁工厂的农具用材。如遇特殊情况，由公社出具证明报送县二工局审批，才能加拨供应。其实各级各部门只注重社会效益，不讲生产销售和运行成本，产品价格照本抄号。有时为了一个现场会或一个新农具产品而不惜血本开发，会后又不推广使用，有的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浪费了本来就很有限的财力物力，给工厂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水屯公社为了加强对铁工厂的领导，把钟楼大队党支部书记石永喜挑选出来，任铁工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把铁工厂更名为“水屯机械厂”。

石永喜上任后，从劳动纪律、原始生产记录、建章立制抓起，通过严格的管理，使职工的工作态度、质量意识、时间观念等都有很大转变，使工厂的管理上了档次，支农服务上了水平，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石永喜最担心的不仅是产品质量、经济效益问题，还怕出安全事故。有一次，一位老工人中午喝了点酒，抓生产的副厂长张国强见他红头涨脸、满嘴酒味，不让他上班。而这位老工人用手比画着嚷着：“就喝两杯喜酒，没事！”张国强看他这样子，不想跟他纠缠，警告他说：“今天不罚你了，你干其他的可以，千万不能开机床。”这位老工人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中！中！我保证不动机床！”可是，没停多大会儿，这位老工人却上了机台。不久，他突然没命地叫了起来，由于他在机床上顶工件时没有停机，结果把上衣袖子缠住了。这时，张国强顺手把大门口旁边的电闸拉了下来。当张国强急急忙忙地跑到这位老工人跟前时，发现他上衣左边的袖子已被机床绞烂，幸亏拉闸及时，不然他的胳膊恐怕也保不住了。

铁工厂的生产宗旨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每到秋季，刨红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刨红薯的工具是钉耙（也叫抓钩），因沙浆黑土的土质较硬，加上有的社员不得要领，一钉耙下去，刨得深、扎得宽，耙一倒，用力往上翻时很容易造成钉耙齿断裂。断了齿的钉耙就不能用了，况且没有多余的钉耙，只能拿到铁工厂去补一根齿。当时一个钉耙售价两块五，补一根齿需要一块钱，社员们认为太贵。可是补一根齿要在火炉里烧三次，别说人工，就是连买煤炭的钱也不够。实际上公社领导还常常批评社直部门在支农服务方面做得不够好。记得有一年秋天，石永喜专门安排王应前、王本然、邹家祥、贾满良几个工人在驻新公路与公社南北路的交叉口处支了一盘炉子，专门为农民补钉耙齿，明确规定补一根钉耙齿只收五角钱。当然，这事公社领导和社员们都满意。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水屯机械厂也慢慢解散了，有的老工人作古，有的工人改行，有的工人单干，有的回家种地，有的不知去向。不管情况如何变化，那一代铁工厂人的经历是难忘的，铁工厂的业绩是难以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