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大院

□王太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水屯公社大门口和院墙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经常有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从大门口进进出出，我放学后也顺便溜了进去。

公社大院原是解放前一名高姓大地主的宅院，里面有10多座房舍，青砖砌墙，小瓦盖顶，木质框架，玻璃窗，绿树掩映，古色古香，拐弯抹角。在一个四合院里，我看见有一座房屋的大门开着，刚把头伸进去，就听见一名中年男人大声喝道：“小孩出去！”吓得我扭头就跑。

因我们张庄生产队距水屯不到1公里，尤其是生产队里几名名气大的泥巴匠组建了建筑小分队，所以，后来公社院里拆旧房、建新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生产队。

1974年暑假，生产队长让我随建筑小分队到公社院里盖房子，我发现原来的旧房已被拆除，新建了5排带走廊的平房。每到中午和晚上开饭时，看到公社干部或家属、子女们从食堂里端出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时，我总是羡慕不已，心想：“自己能在公社食堂里吃上这样的饭该有多好！”

事有凑巧，第二年夏天，公社机关通讯员赵国忠转行，公社领导挑选了几名通讯员均未能如意，最后决定从水屯高中的学生中挑选。我是学生干部，学校领导就推荐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1975年7月21日早晨，天还未亮，我就赶到了公社大院，在老通讯员乔凤武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从此，我不仅成了公社大院里的工作人员，还目睹了公社大院里发生的一切。

吃过早饭后，如果有重要工作，公社领导就让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开会，布置完工作后，驻队干部纷纷骑着自行车到各自所分包的大队去。公社院内，只有办公室秘书、民政助理员、通讯员、广播员、炊事员等人。上午去公社办事的人大多是报送生产进度表、写证明信、领救济款、办结婚手续等事宜的。到了下午五六点，下乡的公社干部便陆续返回公社大院。

公社院里虽然有电，但经常停电。一遇到这种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赶快给光明（老君庙）变电所打电话，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压负荷”，有时一直到晚上10点才送来电，被人们称为“照屁股电”（指人们已经睡觉了）。到了1976年底，公社机关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由电工赵华专门负责，一停电就发电。

白天工作忙，公社党委会大多安排在晚上召开。夏天的夜晚，屋里闷热难耐，开着门窗，蚊虫乱飞，有时候就在院子里开。党委委员们开会时一旦因为意见分歧和某种矛盾便发生争论，常常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发生争吵。

那时候正值“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公社里的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大”字，比如“大办农业”、“大干快上”、“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养猪积肥”等。因大礼堂在公社院里，每年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夏粮生产总结表彰大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动员大会”、“三级扩干会”以及传达重要文件，进行批判斗争之类的大会都很多。每次开会之前，公社、大队、小队干部都要层层通知到，虽然参加大会可以照记工分，但许多人对开这样的大会不感兴趣。由于开会的人总是到不齐，开会的时间往后一拖再拖。当会议刚开始时，会场秩序还算可以，过不了多大会儿，说话的、走动的、拉家常侃大山的，把会场气氛搞得乱哄哄的。这还不算，有的人借口出去方便，到供销社买东西、串亲戚、找朋友，一走便不见踪影。根据这种情况，公社党委秘书赵玺安排我会议开始后立即把大门锁上，不经领导同意不能开门放行。这个办法实行后，真把人给留住了。

公社大院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公社随着时代的发展，谢幕了，但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面孔，让我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