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卫生院

□　王太广

我上小学时，公社卫生院是必经的地方。院墙上用白石灰书写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除四害，讲卫生”、“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快找卫生员”等宣传标语，不仅使我难以忘怀，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的卫生防疫、疾病防治、合作医疗工作并没有放松。我记得公社卫生院负责防疫工作的张立志，高个、平头、爱说笑话，经常到我们学校给学生接种疫苗、发小儿麻痹糖丸等，尤其是对得了疟疾病的患者，他坚持“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咽了再走”，不让患者留药、捎药、多吃或少吃药。在俺庄，我还经常看见他穿着白大褂带着一群人检查灭蚊、灭蝇、灭鼠和环境卫生等工作。

水屯公社卫生院是原来的铁工厂，我记事时，院里还放着成堆的铁块，曾有一台锈迹斑斑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东边大车间改成了卫生院的病房，南边一排平房是门诊室、化验室、X光室、外科室和药房，院内是药剂室、仓库和医护人员的住室。我放学后，经常到卫生院的伙房旁边捡煤渣，到东边的垃圾场捡装针剂的纸盒子，拿回去当文具盒用，如果看见一堆堆苦味刺鼻的药渣上有红枣就捡起来吃掉，看见一沓沓的药方就拾起来当演草纸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春天，我和小伙伴在我家屋子西头的一棵大桑树上摘桑葚，看着紫里透红的桑葚，也不顾上边乱爬的绿头苍蝇，不停地摘，尽情地吃，可是到了夜里，我呕吐不止，吐了酸水吐黄水，吐了黄水吐血水。全家人都急了，连夜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看到白色的天花板，看到床头上方挂的吊瓶，看到旁边守候的母亲和姐姐，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我才明白了一切，他们见我苏醒了也都高兴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也使我感受到了医生的热忱和护士的辛苦。

我在水屯高中上学时，经常路过公社卫生院，不时见到门诊室外边有触电、溺水、农药中毒的急救场面，有的医生给患者做人工呼吸，有的给服毒者灌肥皂水，有的给病人听诊……我从心里就对医生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感。

1974年，水屯公社卫生院请赤脚医生到公社卫生院参加斗、批、改，同时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到大队当赤脚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社卫生院陈巧梅到刘付汉大队卫生室锻炼。刘付汉大队的赤脚医生臧景奎，因为医术较高、素质较好、能力较强，被公社卫生院聘为副院长，还专门到水屯高中为我们讲解医疗卫生常识。臧景奎进公社卫生院的最大成绩是他把对贫下中农的朴素感情、热爱劳动的优良习性、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带进去，促进了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思想建设。

1975年，我到公社机关工作后，去卫生院帮别人开药、取药、请医生、护士的次数较多，使我对卫生院，尤其是对院长张阳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张阳生是从部队转业的军医，经常穿一身淡黄色的旧军装。他面带微笑，对人亲和，性格开朗，平易近人。虽是南方人，但他说话也能听得懂，人们不叫他张院长，而叫他“张蛮子”，他也很乐意。

张阳生的办公室很简陋，靠窗户的地方摆放着一张紫红色的老式三斗桌，抽屉上的蝴蝶型黄铜拉手闪着亮光，桌子的右侧是一张床，上面放着两条蓝白相间的花格子土布棉被，破旧的床单耷拉在床梆上，屋里左侧是一个文件柜，柜子上镶着玻璃，里面放着医学书籍、文件和资料。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和各种卫生宣传画、人体解剖图、卫生防疫工作图表等。

张阳生不仅对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医术高明，形容他把病人当亲人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候，农村人一般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有的因病致贫、有的因病返贫、有的本来就贫，一没钱二没药，得了病没办法，张阳生经常自费为病号提供吃、住，对经济有困难的患者捐款捐物。

有一次，新生大队一位患肠梗阻的病人在家耽误太久，送到公社卫生院时人已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张阳生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却不见转机，患者家属找到张阳生说：“张院长，算了！您已尽心了，俺没啥说的，俺想趁早把病人抬回去准备后事，不能让他在外面咽气呀！”然而，张阳生并没有答应家属的要求。他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得百倍努力！”就这样，他们经过五个多小时奋力抢救，终于把那个患者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二十多天后，康复出院的患者逢人就说：“哎，我命大，没死了！要不是张院长救我，我恐怕早就见阎王了，哈哈！”

张阳生靠自己高超的医疗技术、深情的济世情怀、卓越的管理才能、闪光的资历阅历，使水屯公社卫生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在全县乃至全地区有名的公社卫生院。

到了1978年，水屯公社卫生院搬进了宽阔的水屯公社机关大院，这给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尤其是2003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一下子改变了农民“有病不看”的习惯，农民在此看病也可以报销领钱，这不仅激活了乡镇卫生院，增加了设备的投入，还增加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改善了农民的健康状况，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乡镇卫生院正在向着更加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