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

□ 王太广

农村人家特有的传统家风，让我至今难忘。记得小时候过年时，家门口都会贴上一副对联:“勤俭人家庆有余，耕读门第春常在”。每次看到这副对联，我心里都很温暖。

我爷爷出生于1905年，经历过战乱、饥荒，受尽了人间疾苦。奶奶三十来岁就离开了人世，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爷爷靠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维持家人生活，含辛茹苦地把父亲和两个姑姑拉扯大。我小时候，记得每到春上青黄不接时，爷爷就经常东奔西走去借粮、借钱，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爷爷吃饭从不挑食、不掉馍渣，如果掉了，他就捡起来吃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天刚黑，庄上的几个小伙伴儿到我家，邀请我一起去南边的孟庄大队看露天电影。那时候农村看场电影不容易，我正在吃饭，看到小伙伴们快要走了，心急如焚，就把没有吃完的半碗面条倒在阴暗的墙根处。正准备走时，引起了爷爷的怀疑，他马上叫住我，问我的饭吃完了没有，我说吃完了，他不相信，立即拿着手电筒寻找，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当即把我打了一顿，并说：“诚实是做人的根本，给我记着。”

爷爷穿衣服也很俭朴。我好像没见他穿过新衣服。春秋天，他大都是穿着深蓝色的夹袄或对襟布衫，下身都是白平布染的深蓝色裤子。虽然打有补丁，但很干净。冬天穿的是刷瓦筒棉袄，腰里系根白色的战带。夏天只穿一件深蓝色的裤衩，脊背常常晒得油光发亮。爷爷花钱抠得很。他有病了不去医院治，常常是在家里熬，慢慢挺。我跟爷爷去驻马店赶集，渴了他不但不掏钱买碗茶喝，而且让我与他一起饿着肚子往家赶。爷爷省吃俭用，全家人也都跟他一样勤俭节约过日子。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习惯。也许别人看来是“小气”，其实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基本上是几个月吃不上一回肉，菜汤里很少有油腥，但如果来了客人，爷爷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让客人吃。如果没有公鸡可宰，下蛋的母鸡也不放过。到了吃饭时，他总是把肉和鸡蛋盛在客人碗里，自己却舍不得吃。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嘴是过道，吃也过，不吃也过，熬过去就过去了”。

我父亲传承了爷爷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他大公无私、勤劳肯干是出了名的。父亲时时为生产队着想，处处为集体节约。他给公家干活时，如果缺根木头、少几块砖头、需几根铁钉，为了不耽误事，他都是回家里拿。

父亲就像一头不知吃草，只知耕耘的老黄牛。他少言寡语、忠厚老实，上工早、放工晚，干活从来不偷懒。他最烦那些干“面子活”、“屙滑屎”的人。他常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要出多大的力。“四清”运动时，父亲被选为“贫协（即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后来多次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直是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和粮食保管员，是大家公认的最老实、最放心、最听话的好社员。

在老少爷们儿心目中，不仅我爷爷、我父亲的口碑好，我母亲与人为善也是公认的。她啥事都先想着别人，很少顾及自己。有一年一个要饭的老汉病倒在庄西头的麦秸垛旁，母亲为其端饭、送茶，直到老汉病愈，上驻新公路走了为止；五保户冯蛋病了，母亲为他送汤、送药、送熟食；谁家有了红白事，母亲总是提前到场帮助择菜、烧水、做饭；谁家有了病人，她一听说就去看望，如果家里有红糖、药物等，她就拿出来让人家用；如果要饭的来到家门口，她总是立刻放碗筷，拿块馍递上，如果有饭、有汤的话就盛上一碗。他常对我说：“饿汉子一口，饱汉子一斗。不要嫌弃穷人，要帮助有困难的人。”

我参加工作后，母亲经常提醒我：“不要忘本，要知恩感恩报恩”、“人敬咱一尺，咱要回敬人家一丈”。有一次我回家骑着自行车一直到家门口，母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她给我讲了古代一位进士下马进庄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再也不敢这样了。从那以后，我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父老乡亲，我都要主动下车说说话，问候一番。我按照母亲说的，凡是谁帮助过我们一点点的人，都感恩不尽；对生活得不如自己的人，做到热情相待，不让人家有失落感；对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做到不拿别人的东西，不贪占小便宜，不做欺负人、嫌弃人、刁难人、看不起人的事。我还把这些经常教育下一代。

说到家风，其实就是长辈之风。我爷爷、父亲、母亲虽然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道农民，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全凭自己的言传身教，像启蒙老师一样，把良好的家风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和影响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