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青春激情的艺术探寻

充满青春激情的艺术探寻

——读牛红丽的小说

□王太广

牛红丽是70后作家,她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的生活经历应该带有新新人类的特征，在崇拜时尚的文化语境下，大多是追逐时尚的,但她对时尚似乎保持着疏远的态度。因此，从她的6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她基本上不是许多70后所痴迷的青春写作，而是写自己经历的、熟悉的，尤其是与医院有关的题材。

牛红丽的小说，可谓题材各有千秋，写法不尽相同，内容丰富多彩，神形兼具，都有一种或显或隐的共同特色，富有一种人文关怀的深沉底蕴。

牛红丽是一个勤奋工作、善于思考、时刻关注社会生活的青年作家。她以火红的青春、充沛的激情、清纯的文字承载着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的关心、对事业的热爱、对人生的探寻，以及对人的灵魂深入细致的开掘。

牛红丽不仅深谙小说创作的奥秘，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独到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心系人伦写现实，清纯心灵写生活。因而，她的小说在艺术的成色与情调上很具特色。虽然牛红丽小说的题材很小、事件很小，但平淡而如流水的叙述，很贴切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情感等，读起来令人回味无穷，这正是牛红丽小说的艺术意蕴。

文学是一门关乎语言的艺术。牛红丽能熟练驾驭语言，喜欢用短句子，句与句之间自然地转换跳跃。初学者难免语言粗糙、缺乏磨砺，或者堆积华美的词藻，甜美腻人。但这两种硬伤，在牛红丽的作品中很难找到。

在语言风格上，牛红丽喜欢使用较为规整的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以北方语系为基础形成的通用语言。书面语脱离了方言的属性，使书写尽可能准确简练。但在表达的生动性上，书面语远远达不到各个地区的方言效果。所以牛红丽偶尔也使用方言，当她信马由缰汲取方言的营养时，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方言的受众性局限隔离了外地读者，明显的例子当属《铁轨上的村庄》，她后来的短篇纠正了往“小路”跑的语言倾向。

结构属于技术性范畴，中国小说的传统注重故事，例如章回体，事件按物理时间一根筋往下走，难免乏味。西方小说更重视叙述方法和策略。李敬泽说小说家要戴三块表，其实是在阐述结构的概念。牛红丽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善于经营结构，时间在她手里成了魔方，事件重新排列，焕发出光芒。她的叙述旁逸斜出，枝枝蔓蔓，像茂盛的树木往四周伸展，给人以饱满的感觉。自然的时间、个人的时间、历史的时间，三块表在牛红丽手腕上滴答滴答响，她熟练地保养发条和指针，使它们保持各自的节拍走动。这种结构，依赖于她内心种子的发芽生长。

小说是写人性的，医院打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墙内的医生、护士、病人等，也可观望墙外看似健康的行人。上班时，牛红丽加入墙内的特殊人群，下了班则属于墙外的芸芸众生。双重身份使她对人、对病有了别样的认识。在她看来，人都是有病的，肉身皮囊难免会受伤病变，另一方面，人的思想由于欲望的驱使也会开出恶之花。在《黑白》这篇小说里，医患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作者内心萌生出一个人物老别克，老别克身处事件漩涡的中心，也是一个旁观者。老别克对医院与患者家属都持审视态度，他关注的是死去的患者，那一团粉嫩的肉团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

对生命的敬重往前更进一步，《寻骨记》关乎救赎，人都是有罪的，不管这罪有意还是无意，而人活着注定是背着十字架前行，救赎之路漫长，只要坚持走，总会有曙光出现。

就牛红丽作品的内涵来说，在《山花》文学杂志上发表的4篇小说当属她的代表作。近期作品《野杏坡》、《螳螂之恋》，彰显了她作为女性作者的细腻，就像丝绸，手指拂过时，能感知丝绸的纹路，光滑的、柔软的、丰富的纹路。

牛红丽是一位有才气、有实力、多产的年轻女作家,她的小说也是有品位、有分量、上档次的,但也有让读者看了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马骨琴》、《行走的陶罐》，普通读者理解比较困难。单从题目上看，她似乎在着力营造一种意象，但随着叙述的深入，这意象却罩层雾，显得模糊了。这可能与她表达的主题有关。一般来说，短篇有一个坚固的故事核，主题是故事核发育后生成的，但这个核在她笔下有裂变的冲动，想生成另一个核，干扰了读者的审美。

牛红丽是一位虔诚的文学探索者，她在创作中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坐标。有人说：“写作是一件漫长的事情，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我想，在70后这一代作家群里，似乎曾有过一批人跑得很快。我认为,文学不是百米冲刺，拼的是体力、耐力和能否熬得住数万米过程中的寂寞。而像牛红丽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的人并不多，她就像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一样，一直默默无闻地坚持在路上，永远在路上，我们对她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