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布伞

□ 王太广

前不久，我在老家屋子的墙角处发现了两把黄油布伞，破旧的伞面上落了一层尘土。我轻轻地擦去岁月的尘土，并撑开黄油伞，也打开了那段难忘的记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雨伞，只好戴草帽、斗笠或披麻袋。到了下雨天，看到有的同学打着黄油布伞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心里很羡慕。

1968年夏天，俺家堂屋的墙上贴着一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年轻的毛主席穿着一件传统中式长袍，大风吹折了衣角。他一只手握着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另一只手握着拳头，在翻滚的云彩下坚定地行走在山路上，表现了他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革命意志。有一次吃饭时，我边欣赏这幅画边说了句，咱家啥时候能有一把雨伞该多好呀！没过几天，父亲卖掉大半袋小麦，花三块六毛钱买了一把金灿灿的黄油布伞。伞是中号（半径为二尺二寸）的，伞面是厚实的黄油布，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桐油味。伞把是一根比擀面杖略细的竹竿。我个子矮，力气小，撑不开；父亲把伞尖顶着墙，然后身子前倾，双手使劲一推，才把伞撑开。虽然是晴天，我兴奋地打着新伞边跑边旋转着到几个小伙伴家炫耀。

家里有了伞，我就有一种自豪感。天天盼着老天爷下雨，想让伞尽快发挥作用。等了十来天，终于迎来了一场降雨。父亲把黄油布伞撑开后，让我打着去上学。当我打着伞走到庄东头时，遇上一阵狂风，我拽不住了，黄油布伞脱手飞去，在河坡里翻滚几下后，伞体倒飘在河面上。我赶快冒雨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拿了根带钩子的长竹竿去捞。他边走边对我说：“有风时，伞面不能迎风，要往下斜，打低点，这样就不会淋湿衣裳。”虽然父亲很快把那把黄油布伞捞上来了，但伞骨却断了一根。

伞是靠10个伞骨撑起来的，折叠自如，光滑灵巧。俺家的伞缺少一根伞骨后，不仅撑着不方便，即使撑开了，其中的一个角耷拉着也很难看。有一天，一位修伞匠进了俺庄，我听到他边走边吆喝的声后，飞快地跑回家抱出那把又大又笨重的黄油布伞。修伞匠在俺队文化室门前的石条上坐下来，打开修理包，拿出里面的修伞工具：尖嘴钳、铁锤、剪刀、螺丝刀和铁丝、针线、帆布、桐油、棕刷、竹骨等。他看看俺家断了的一根伞骨，就拿出自带的竹条，量好尺寸，待刮平后，替换下了折断的伞骨。虽然才花五毛钱，修好后的伞撑开，从外边看像好的一样。

黄油布伞虽然硕大笨重，但罩的面大，用着方便。我在打雨伞上学的路上，如果遇上没带雨具的同学就让他们钻到伞下。听着雨水滴在伞面上“嘭嘭”的声音，看着每个伞骨上流着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内心产生了一份快乐的慰藉。当我不上学的雨天，家里人凡是出门找人、接人、办事，下地干活，甚至到地里拾红薯片子都离不了伞。我最怕上学的路上遇到下雨，弄不好会被淋得像个“落汤鸡”。有一次，我被雨水淋透了衣服，受凉感冒了，这天夜晚，我高烧不退，外边仍是风雨交加，母亲当机立断，让父亲背着我去水屯卫生院诊治。母亲为俺爷俩撑着伞,走了好几里路。虽然很快治好了我的病，却把父母操累得不轻。从那以后，我每当看到伞就想到了父母，感到父母就像一把伞，处处都在为自己的孩子遮风挡雨。

我从羡慕伞，到喜爱伞，后来想着制伞，把将来能为别人遮风挡雨当作自己的心愿。1972年春天，我爷爷从汝南县城的大姑家回来，捎了一把崭新的黄油布伞。爷爷说，郑清云（我大姑父）当上城关镇解放伞厂的厂长了，郑保国（我二表哥）也在伞厂里当了技术员，我高兴极了。这年放了暑假，我专门去汝南县城大姑家，吃中午饭时，我提出想到伞厂里干活，姑父爽快地答应了。

伞厂位于汝南县劳保鞋厂南侧，是一个由西大街的手工业者联合创办的集体企业。临街的3间房是加工竹骨、铁骨的车间，院子北侧有9间房子，是画伞样、缝伞衣和组装的车间。车间里的工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是年龄最小的。姑父让我跟一位叫靳娃的哥哥学习浆伞布（其实是抹桐油）。通过十多天的学习、观察，发现制作一把伞要经过锯竹、刮青、平头、劈骨、锯槽、削骨、钻眼、包铁皮、装伞柄和染色、穿伞衣、浆伞面、晾晒、包装等工序。姑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手艺人，办事讲信誉，工作很认真，他要求每把伞经过反复撑合必须达到不脱顶、不裂槽、不漏雨，迎大风吹时伞骨结实，伞柄不被折断的标准,每天只生产50把雨伞。因为质量好、名气大,产品全部被驻马店地区日杂公司包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全自动、折叠式的塑料伞、尼龙伞。黄油布伞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消失了,那些制作黄油布伞的厂家也纷纷停产转行。俺家虽然有了好几把伞，但我仍然舍不得扔掉那两把破旧的黄油布伞。

当我成家之后，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把伞。我想，一个人不仅要感恩曾经撑在自己头上的那把伞，还要用自己这把伞更好地为亲人、为别人遮风挡雨，给家庭和社会多一点儿温暖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