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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内涵与年节文化传统

2015-06-15 08:01 来源:驻马店网 责任编辑:x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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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李传佑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与年节是具有精神信念属性的传统节日。它的根在民间,是民间直接培育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它流传过程中常遭到皇家的抵制、摧残,甚至被篡改利用。

 

李传佑

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与年节是具有精神信念属性的传统节日。它的根在民间,是民间直接培育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它流传过程中常遭到皇家的抵制、摧残,甚至被篡改利用。我们在探考年文化历史传统中,意外发掘出端午节早期起源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普爱簪门虎符系臂”风俗出现的复杂历史经历。

先论其中的“虎符系臂”,说起来并不神秘,这便是旧时民间在端午节儿童佩戴的虎形香袋。不要轻视这个小小的饰物,它有五千年的发展经历。在原始社会曾为先民攘灾除害、驱除魅兽灾难,曾被先民称颂为功德虎。东汉民俗学家应劭在《风俗通》中记载:“虎者阳物,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他不同意《山海经》被篡改的神话,所以他说老虎是阳间生物,不是神虎,它除灾执着务实,搏斗有作为,为先民攘灾除害,吞吃老毛猴(河南方言)锐不可当。在河南濮阳市出土的原始社会一处墓葬里,发现在死者身旁用贝壳摆放一个虎形,证实应劭记载民间传说完全符合史实。不仅如此,从文字词义演变也可以佐证史实。例如:“虔”字古文是下山虎的象形。古代词义见《左传》中有“虔刘我边陲”,显示是侵吞概念,由于民间把虎作为除灾精神信念的载体,“虔”字在流传过程中,就演变为“虔诚”概念。从中可以体会到,皇帝传承下来虎除灾的精神信念在百姓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分量。然而,功德虎在封建统治时期社会中备受歧视,历史上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

在西汉时期,汉哀帝为了在年节期间向庶民推行门神驱鬼风俗,于是责令当时的史家刘歆,趁领校《山海经》的机会,将原记载的兄弟二人驱魅兽事迹,篡改为二神人驱鬼贼风俗,并在风俗中增画二神人。事实上,汉哀帝谋划兴起门神驱鬼贼风俗并未得逞。但到了南北朝期间,皇家趁民间遗存汉代“刚卯”的桃木板风俗,再次兴起汉哀帝篡改的门上加画二神人驱鬼贼风俗,从而废除了门上画虎风俗。皇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根本上废除流传数千年来的古俗,这在民间引起强烈不满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荆楚岁时记》对此事件闭口不提。却绘声绘色描述二神人门户风俗。从此以后,门上画虎风俗在社会上失去踪影,见五代《岁华纪丽》记载:“桃板署们纳余庆,苇索罗户以祛灾。”三崇拜风俗只剩下两项崇拜,功德虎不见踪影,我们便把功德虎落实到“虎符系臂”的民间风俗上,唯一的证据是以“虎符”相称,与它的老战友“桃符”春联并列流行,这便是经历一段曲曲折折遭遇后,最后定居在五月端午节,成为除灾主帅地位的功德“虎符”经历。

在韩国申报端午祭成功之后,我国舆论界对继承历史起源传统问题上产生认识上的误区,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谁继承了周朝颁布的“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风俗?是韩国吗?还是中国?

在中国方面来看,在秦汉两代五月份没有风俗记载,一直是风俗的空白区。到了东汉中后期,皇家推出“桃印”风俗才填补空白,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历史有几个朝代的间隔,可以说明我国在后世没有继承天子的“物魅祭”风俗。其二,从韩国方面看,“物魅祭”流传到韩国,绝对不会晚于秦汉时期,也就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风俗的发展进程,必然与韩国当地风俗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韩国风俗特色,在内涵演变发展也是情理中事。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韩国的端午祭不会等同于“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风俗。

综上所述,我国早期“物魅祭”起源和当今的韩国端午祭以及我国端午节,三个点之间都不是等同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端午节与韩国的端午祭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构成对比关系。绝对不应该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正如春节文化一样,韩国的春节内涵,既不同于中国春节的内涵,也不能同于越南春节的内涵。按说春节称谓“物侯”形成的“时间周期”概念,三个国家的春节内涵绝对不能同等看待。美国在年节贺词中加“亚裔”春节,是模糊春节不同的民族特性,不符合联合国通过的弘扬各国不同特色的多样化公约精神。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落后于世界形式出现的新发展。

关于民间流行“蒲艾簪门”的历史起源,蒲艾风俗的近期起源于汉代。见曹植《对酒歌》中:“蒲鞭苇杖也有刑”属性显示的是除灾。蒲是苇子崇拜的衍生物,在古代不存在。崇拜苇俗早起见于甲骨文“萑”字,该字构形显示是以苇俗保卫商族的标志燕,故事来源于商的始祖契是其母误吞燕卵而生,见《诗经》:“天命玄鸟(燕)降而生商。”苇俗用于保卫。从中显示,苇子已有除灾迎新双重含义。甲骨文不同于传说,是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用苇子流传下来的精神信念,这在商周袚俗礼仪活动中多有反映,例如《周礼》记载凡办红白事,按风俗的规定,一定要在宗庙铺坐苇席,又例如当时的奴隶村社举办的乡人傩风俗,舞者手持的是桃木弓和苇杆箭,表明民间流行苇子仍然用于除灾风俗。

我们在探考端午节过程中感到惊异的是,有关端午节历史起源,竟与我国年节文化早期起源完全一致。然而尽管如此,经过对年节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并非是不谋而合。实际是民间对端午节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深层次安排。如果说,年节文化除灾与迎新独立辩证统一是基于理性思维形成的理念传统,那么,在社会上除灾实践形成的端午节除灾风俗行动,显然是民间为了强化除灾信念有意作出的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月端午节的建立形成,也是对年文化理念传统特性一个完善补充。民间对除灾的强化补充,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来观察客观世界,并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基于以上的理解认识,有关端午节内涵特性,按民间风俗的意愿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以年文化弘扬桃人除灾精神信念传统作为基础,以纪念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为方向,以发挥虎除灾精神为动力,以防除各种灾害为中心,特别是防除病疫之灾。以上作为端午节内涵的总目标,这便是实践年文化以除灾为前提的基础,在端午节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华民族是与灾害进行斗争诞生成长的伟大民族,《山海经》记载:“皇帝乃作礼以时驱之,于是立大桃人悬苇索画虎于门。”黄帝领导先民去杀魁兽造成灾难的首次除灾经历,是继承和弘扬前世二位桃人除灾事迹,从而形成五千年来的年文化传统,关于先祖黄帝这段历史,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几个人经过多年的探考,依据甲骨文《山海经》的记载已经能够证实是原始社会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我国人民正是沿着黄帝弘扬桃人除灾精神信念,从而形成年节和端午节两个除灾传统节日。这两个节日有共同的除灾内涵,而且历史起源又是一条根传承下来的同源关系,具有双重的除灾内涵,我们认为这两个传统节日同时向联合国申报,这在当今世界各地灾害频发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作为五千多年除灾的一个文化古国,理应作出我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xmx

(原标题:驻马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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