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朴槿惠最爱他的《中国哲学史》

“新儒家”冯友兰朴槿惠最爱他的《中国哲学史》

□晚报记者   张广智

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的三女婿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历来受到的评价颇高，比如史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深刻，分析透彻等，但后人均认为陈寅恪先生当时对该书出具的审查报告最为精当，陈寅恪以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认为，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冯友兰因此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大家族1956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冯友兰的住宅前合影（资料图）。

考入北京大学后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谢石华告诉记者，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重记忆、轻理解，冯友兰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冯家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书籍、刊物，开始接触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继续接受教育。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在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深影响了他。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标。两人年轻气盛，才华横溢，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时，受益匪浅，这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妻子任载坤为冯友兰放弃自己的事业

冯友兰与任载坤的婚姻，近百年来在新蔡县一直是人们街头巷尾口口相传的佳话。因此，谢石华谈起此事神采飞扬。

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同学介绍与河南新蔡人任载坤相识，并于1915 年与任载坤订婚。

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

作为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与夫君感情笃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一个家庭的生计和教育儿女的责任上。“文革”期间，冯友兰去蹲牛棚，任载坤天天站在远处眺望，盼他回来。冯友兰“解放”后，把夫人每天守候他的地方称作“望夫石”。

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伤痛不已的冯友兰写了一副挽联送别自己的妻子：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

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字里行间，透出冯友兰对妻子的无限留恋。

冯友兰和任载坤婚后育有4个孩子，由于受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个个皆有所成。长女冯钟琏，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是北京3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1975年去世。次女冯钟璞，笔名宗璞，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作品《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子冯钟辽西南联大肄业，后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成家立业，是锅炉专家。次子冯钟越，中国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飞机强度专家，惜天不假年,51岁便离开人世。

谢石华认为，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冯友兰才能“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59年的漫长道路。

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

任芝铭（右）上世纪50年代在颐和园与女婿冯友兰合影（资料图）。

冯友兰于1919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冬赴美国留学。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生命哲学大师柏格森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3年夏通过论文答辩。次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后，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论文答辩后即取道加拿大归国，初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1925年秋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的《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的。

冯友兰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秋转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翌年再兼任文学院院长。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年~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此书后来还被冯友兰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1989年完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1966年“文革”开始，冯友兰亦受到影响。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冯友兰进入“梁效”写作班子，与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冯友兰又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他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

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重写《中国哲学史》，并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他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一大心愿。

冯友兰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他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国哲学史》是朴槿惠的最爱

2012年12月20日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结束后，新国家党候选人朴槿惠当选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朴槿惠的当选打破了韩国政坛史上多项记录，在韩国甚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深远意义。有分析指出，朴槿惠的中国修养和情绪将会融入她的政治理念之中，也会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朴槿惠的中国修养体现何在？因为母亲曾在中国东北生活，会说东北话，朴槿惠从小也精通汉语，有“流利顺畅”的汉语实力；她喜欢读《三国演义》，尤爱英雄赵云；朴槿惠还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朴槿惠提到，她20多岁时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所谓考验和痛苦，当是指时任总统的父亲朴正熙遇刺身亡，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中国哲学史》蕴含了让她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冯友兰的这部《中国哲学史》，究竟是部怎样的书？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早期学术时期完成的重要著作，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两篇介绍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谢石华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书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