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关注民生的于成龙“婚姻不遂案之判”

中共驻马店市委党校     翟书俊

[内容提要] 一代廉吏于成龙所作《婚姻不遂案之判》，并未拘泥于《大清律例》断案，而是详审案件本末，据情依理，权衡采用“经义决狱”之法，使本案中钱万青、冯婉姑这对有情人免罹冤狱、终成眷属，体现了于成龙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洞察人性、关注民生的赤子情怀。

[关键词] 婚姻；经义决狱；人性

被清朝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1617——1684年），字北溟，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1]，曾在明朝崇祯年间考取副榜贡生，但直到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他45岁时才以“副贡”身份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今广西罗城）知县。从此青云得路，累官至江南、江西总督，后又兼摄江苏、安徽巡抚[2]。于成龙是“一代廉吏”，他为政清廉，苦节自厉，始终不渝，人称“于半鸭”、“于青菜”，深受百姓爱戴。于成龙更是“一代能吏”，他博学多才，擅书画，工诗词，加之当时行政兼理司法，他还是一位断案圣手，“判决明允，狱无淹滞”[3]，被人呼为“于青天”。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于中丞》中，记述了两则关于他神乎其技的捕盗故事。1684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所病逝时，“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4]。康熙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赠谥号“清端”。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5] 

本文试从于成龙所作的众多判例中撷取一则——《婚姻不遂案之判》，看看他是怎样一位爱民如子、关注民生、注重社会和谐的一代廉吏。

于成龙在罗城知县任上时，曾经一天内接到三起诉讼：一是冯婉姑诉吕豹变强抢民女；二是钱万青诉冯汝棠悔婚；三是吕豹变诉冯婉姑刺伤亲夫。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罗城人冯汝棠的女儿冯婉姑，姿容秀丽，擅女红，工诗词，与私塾教师钱万青两情相悦，私订终身，又托媒人说合，并得到冯婉姑父亲冯汝棠的允诺。市井无赖吕豹变，目不识丁，贪恋冯婉姑美色，贿赂婉姑的婢女，挑拨、离间婉姑与钱万青的关系，又托媒人向冯汝棠游说。冯汝棠贪图吕家钱财，毁弃前约，将女儿许配给吕豹变。迎亲的那天，冯婉姑拒绝上轿，被强行拖去。拜天地时，冯婉姑乘人不备，从衣袖中抽出事先暗藏的剪刀，刺伤了吕豹变。事出意外，乱作一团，冯婉姑乘乱逃出吕家，跑到县衙鸣冤，泣求于大人为她做主。钱万青也因冯汝棠毁弃婚约至县衙控告，肯求于老爷秉公而断。吕豹变经过请医生救治后，亦到县衙投诉，请求于知县严惩凶手。于成龙掌握全部案情后，派人传冯汝棠到县衙，当堂作出了传颂一时的《婚姻不遂案之判》：

“《关雎》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稳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和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以彩凤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明月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者，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儿竟成奇货。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6]

通观判词，对仗工整，措词精当，文笔潇洒，正气凛然，充分体现了于成龙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洞察人性、关注民生的赤子情怀。

一、经义决狱

清朝第一部综合性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以下称《大清律例》）已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订完成并颁行天下，为什么于成龙判案并未援引，却依据《诗经》、《周礼》之义？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假如于成龙依据《大清律例》判案，结果会怎样呢？

1、对冯婉姑刺伤吕豹变，如果判定他们“夫妻”关系成立的话，则《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明确规定：“凡妻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7]《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上）》还规定：“折人肋，……及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8]

2、对钱万青、冯婉姑“继则梦稳巫山，竟作偷香之客”，《大清律例·刑律·犯奸》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其和奸，……男女同罪。”[9] 

3、对冯汝棠悔弃婚约，《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10]

由此看来，若依据《大清律例》断案，本案的始作俑者——吕豹变倒可以逍遥法外，而钱万青和冯婉姑这对有情人却要鸳鸯分飞，冯汝棠和冯婉姑要骨肉离散。康熙帝曾说：“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11] 众所周知，法律的惩罚性乃是基于法律条文的事先假定，而制订法律的人又绝非神明，不可能预知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违法犯罪情形，那么就不排除在某些极其偶然的特殊情况下，法律无意中反倒成了罪恶的帮凶、正义的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于法有据，但却于情有悖、于理不公，于成龙怎么可能会依据《大清律例》断案呢？他赴任罗城知县之前，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12]既然不昧“天理良心”，“经义决狱”就必然成为于成龙的权衡之选。

“经义决狱”亦称“春秋决狱”、“引经决狱”，是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某些具体案件，法官可以不引征具体法律条文，而仅依据儒家经典著作的义理来断案。李剑农先生曾说，我国封建社会向来“奉儒家经典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13]所以于成龙援引《诗经》、《周礼》之义判决此案，恰好可以解决法律在本案中不能尽善尽美的尴尬。

二、劝善惩恶

于成龙既然援引《诗经》、《周礼》之义判决此案，而《诗经·关雎》中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4]那么，钱万青、冯婉姑“梦稳巫山”就是“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周礼》重嫁娶之仪”指的是《周礼》规定的婚以礼成的“六礼”，即缔结婚姻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采用非“礼”手段缔结的婚姻将不被认可，因为“夫唱妇随，斯称良偶”。这样，于成龙就使钱万青、冯婉姑这对有情人免于法律处罚。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类似的为伸张“天理”而想方设法“脱良人于刑狱”的事例。

于成龙在判词中对本案的始作俑者——吕豹变进行了义正词严地谴责和惩罚。本案中，尽管目不识丁的吕豹变已经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伤了脖子又跑了“妻”，于老爷仍然在判词中斥责他“刁顽无耻，好色登徒”，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采用卑鄙手段，“破人骨肉，败人伉俪”，而且不顾冯婉姑反对，强抢民女，“遂以彩凤而随鸦”，被冯婉姑用剪刀刺伤，实属咎由自取。于成龙因而判决：“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真是大快人心！

三、玉成良缘

对钱万青、冯婉姑这对有情人，于成龙在判词中称赞“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特别赞赏 “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并夸奖这位自幼生活在深闺的少女“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因而判曰：“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明月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论语·颜渊》中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青年男女两情相悦，偶尔“梦稳巫山”，也是人的本性使然，尽管有违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但却合乎情理。于成龙常说：“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于大人成人之美，判结良缘，在封建礼教盛行的年代，确实难能可贵。  

于成龙在处理青年男女因两情相悦而起的私情问题上，能够不拘泥于封建礼法，据理察情而断，判结良缘，为常人所不敢为，为常人所不愿为，为常人所不能为，不仅被当时人们所称颂，也为后世所敬仰。

四、褒奖孝道

于成龙在判词中谴责冯汝棠嫌贫爱富，悔弃婚约，一女两嫁，“利欲熏其良知，女儿竟成奇货”，本应“杖笞”，为什么他的女儿“缇萦泣请”，于成龙即判“暂免”？这里有一个典故，就是“缇萦泣请”。缇萦是西汉太仓（今江苏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淳于意有罪被逮捕，应当解送长安施以肉刑（断肢体、刻肌肤之刑——笔者注）。缇萦随父入京，冒死罪到皇宫门前向汉文帝上书。书中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少女缇萦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没籍成为官家的奴婢，以换取父亲免于刑罚。汉文帝观书后“深悯其情”，下令赦免淳于意，随后又下诏废除肉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缇萦泣请”。[15]在本案中，于成龙判令“暂免杖笞”，一是为了社会公序良俗计，褒奖冯婉姑的孝心——愿意代父受刑；二是为了劝戒冯汝棠弃恶从善，“杖笞”仅是“暂免”，如若再有违法行为，一并惩罚。

精妙绝伦、备受赞誉的于成龙《婚姻不遂案之判》，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在类似本案的案件中，在缺失于老爷那样足够大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是让坏人逍遥法外、让好人无辜忍受蒙着眼睛的正义女神挥出的利剑的惩罚呢，还是代表正义的法律的某些具体条文本身应该及时地被救济呢？

注释：

[1][16]《辞源》，第一册、第128页；第四册、3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2][3][4][5][民国]赵而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三册，卷二百七十七，列传六十四，《于成龙……施世纶》，第10083——100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参看王若东等著，《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第二章，《罗城县令》，www.yufamily.com.cn，“于姓的天空”网站。（特注：本则资料实根据笔者以前所作读书笔记，可惜当时不曾想会为此写篇文章，故未标明出处，笔者也已记不得摘自哪本书。如有讹误，敬祈赐教。）

[7][8][9][10][11][17]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460页、444页、521页、203页 、2页、52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12][民国]易宗夔著，《新世说·于北溟知罗城县》，第7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

[13]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4]吴兆基编译，《诗经》，第1页。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年

       [15]参看[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零五，《仓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