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

□王慧玲

二舅的一生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一生，是在“神经病”“不正常”的评价声中孤寂落幕的一生。73岁，他看尽了世态炎凉，伤透了失女之痛、演够了玩世不恭，穿着代表他一生最爱的标志性服装：白衬衣、背带裤，纤尘不染的黑皮鞋，拉着他不容他人染指的手风琴，飘然地升上了天空........我知道，这样的装束和结局，是二舅清醒时的梦想。但，那只是梦想。

不可理喻

二舅是在老年痴呆的迷糊中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去世，注定没有给多少人带来太大哀痛。

一个一辈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做些“疯疯癫癫”的事、被人看成“神经病”的人，除了增加世俗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然而，大舅的去世，老亲故友的重聚里，二舅，又被人们引入话题。话语里忽然间多出许多对二舅的理解和惋惜。

“如果爸活到今天，该是多好啊？那时，他给人看病，用耳贴法，人家都说他神经病，不信他能治病，现在人家西庄有个人进行耳贴治病，天天排很长的队。现在想想，俺爸那时候多超前啊！”二舅的儿媳妇感叹道。

“你二舅是绝顶的聪明，一首歌曲他只要听上一两遍，就会唱（歌谱）会拉（手风琴）会弹（风琴）。”小姨回忆说。

二舅博览群书、爱书如命、对知识充满敬畏。二舅喜欢购书、藏书，但他的书籍从不外借，哪怕自己的妹妹和外甥女儿也不例外。小姨说：“小时候，人们的娱乐生活单调、书籍稀少，看见二哥书柜里满满的书籍就想向他借阅，二哥坚决不借。我就好话说尽使劲磨缠，二哥才肯答应让我看书，但只能在他的家里读，不能带出他的家门，而且限定阅读时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到时间不管你是否看完，他都绝情地将书收回，绝不迁就姑息。为此，我没少给二哥生气。”

我姐姐有一年春节去给姥姥拜年，二舅一时高兴，从上锁的柜子里给我姐姐找了本发黄的民间故事书。姐姐趴在床上正看得入迷，被二舅看见，他非常生气，说：“看书就该正襟危坐，不能歪着躺着看书，这样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姐姐坐起来求二舅将该书送给她，二舅坚决不同意，并马上从“不尊重知识”的姐姐手中夺回了书。

二舅喜爱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喜欢一张一弛的艺术化生活。他成年后跟随老中医父亲学习。为了尽快掌握中医知识，他将中医歌谣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厕所、卧室、厨房等随处可见的地方，将它们烂熟于心，融会贯通。他还自学针灸技术，经常在自己身上练针，以便找准穴位，体验针感。后来他成为县城小有名气的医生，给人把脉治病游刃有余。闲暇时，他喜欢穿着洁白的衬衣吹口琴、拉手风琴、唱歌。

二妗子是个善良勤劳、性格木讷、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对二舅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理解。二舅家中随处可见的中医歌谣小纸片如伤疤，时时刺疼二妗子的双眼，一个撕掉、一个重贴，两人战争不断；二舅的歌声、琴声如噪音，让二妗子心绪烦乱、暴躁不安。更有一件让二妗子无法饶恕和释怀的事：上世纪70年代，大妗子、二妗子分别买了台缝纫机，想学习缝纫技术养家糊口，大妗子很快能剪会缝，二妗子学习日久却不见长进，二舅一气之下装病设计：他说自己害了严重的眼疾，整天呼天抢地的喊疼，说自己看不见东西，面临失明危险，无钱就医，二妗子只好卖掉了缝纫机筹钱给他看病，他的眼睛却不治而愈。不久，他竟然用卖缝纫机的钱买了台风琴抬回了家——这真是让人不可理喻！

出生于殷实之家

二舅出生于殷实之家，衣食无忧。家中世代从医，生意兴隆。父亲是小城内外十里八乡的名医，他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中有保姆、伙计10多口人一起生活，家庭和睦幸福。

我姥爷性情温和、童叟无欺、善于接济穷人，威望极高。姥爷非常重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家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姥爷经常拿钱让大舅、二舅、三舅他们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开阔眼界。

从小就爱美、具有文艺细胞的二舅，在大城市不仅接受了新观念、新思想的洗礼，还对穿衣打扮有了全新的理念：大背头、背带裤、黑皮鞋是那个时代最帅、最时髦的象征。 这也为二舅日后“神经病”的装束埋下了伏笔。

解放前夕姥爷的一个错误决定让全家人的命运进行了改写。姥爷将自己的闲钱购买成土地并租了出去，解放后被定为地主成分。姥爷在“红色革命运动”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受批斗，姥姥也被戴上“地主婆”的高帽子去扫大街。五个子女，大儿子和二儿子均受了牵连，三儿子远走外地，两个女儿下了乡。

姥爷平反后，大舅、二舅被安排到医院上班。二舅与二妗子的文化差距越来越明显，二妗子的木讷寡言与二舅的聪敏好学形成鲜明对比。二舅不能忍受这种精神不同步的婚姻，于是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提出了离婚。思想封建的姥爷、姥姥为了孙子也坚决不同意二舅离婚。就在二舅起诉离婚的法庭上，姥姥竟然以自己儿子不孝为由，力挺儿媳，当场阻断了二舅这个即将离掉的婚姻。

“神经兮兮”

二舅就此断了离婚的念头，从此变得“神经兮兮”。

“神经兮兮”的二舅总想折腾些事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便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时，二舅穿上一件白色的警察服，腋窝里夹着一本红宝书，故意招摇过市发“神经”。在大家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时期，二舅省吃俭用买了一件帅气的“人”字型呢子大衣，家人说他这种“烧包”行为肯定会惹是生非。于是，二舅将新衣服的肩上、背上、大襟上补上四块补丁，又洋洋自得地上街招摇了一圈。人家说：“你‘跩’得很呀，穿这么好的新衣服。”他说：“谁说这是新衣服？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新衣服上能有这么多补丁吗？”

二舅中年时，失去了最理解他也是他最爱的女儿。经受了这种沉重打击之后，二舅变得更加的“神经兮兮”“不可理喻”。他坐诊行医之余，又迷恋上了写诗、写文章给报刊投稿，变成了个热情似火的老文艺青年。他的作品每每被报刊采用，他都会拿着微薄的稿费兴高采烈地自己犒劳自己。

改革开放后，60多岁已经退休的二舅，本该“安分守己”地含饴弄孙，他却与时俱进，用自己的退休工资买了一架刚刚兴起的电子琴，并无师自通地达到了熟练弹唱。他还经常把电子琴搬到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场所，无偿地给人家伴奏。这“老不正经的”的行为，无异于“伤风败俗”“丢人现眼”，让家人“伤透了脑筋”。

为了逃避家庭的羁绊，他甚至偷偷整理好自己的所有书籍，趁家人不备只身“逃往”驻马店市区租房居住。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与所有亲戚都断绝了来往。

二舅一辈子被不幸的婚姻所累，郁郁不得志，老了老了，想过一段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后来还是被家人找了回去。

回到小县城的二舅，干脆每天梳理好光溜溜的大背头，穿着黑色背带裤、白净的衬衣，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抱着他心爱的手风琴爬上南山，在微风吹拂下，“悠然自得”“旁若无人”地一曲又一曲地拉着孤芳自赏，日日营造出一个“神经病”的另类风景。

这就是二舅。

他的一生，就是在“儿说爹痴爹就痴给你看”的游戏中“快乐”地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