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求学教学生涯

文 /黄秋杰

我的父亲黄书亭生于1946年，今年75岁了，从23岁教到62岁退休，在我们下洼镇坑黄村小学工作了39年（其中在乡初中教学3年）。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农村小学教育。

爷爷在父亲两岁多的时候就不在了，奶奶拉扯4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奶奶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她常说不识字睁眼瞎，啥事干不成。因家里穷，父亲小学毕业就不想上了，但奶奶坚持让父亲上初中。

父亲到羊册镇上初中，要走30多里路。当时上学都是自己带馍。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带有花卷馍，还可以买上一份菜；条件差的交二分钱，把自己带的馍、窝头在学校食堂蒸笼里热一下，蘸着自带的辣椒、酱，一顿饭就算解决了。听父亲说有一次返校，下雪路滑，一个趔趄，他带的一筐黑窝窝头撒一地，他一个一个从地上捡起来，黑窝窝头沾上雪变成了白窝窝头。

艰苦的生活成就了父亲勤奋好学的性格，各门成绩都名列前茅，得到班主任仲玉华的青睐。父亲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学校教师食堂炸油条，下课后，仲老师让我父亲去他办公室（和住宿一体）。到他办公室后，仲老师掀开一个盖着盖的碗，里面有几根油条，然后仲老师关上门出去了，父亲含着泪吃完回教室了。可能是仲老师看到父亲正长身体，经常不沾一点油，心疼他这个学生。时至今日，父亲每每想起此事，仍抑制不住眼泪。

虽然每顿花两分钱，家里有时也拿不出来，父亲经常趁星期天去羊册北的山上拾柴卖，每次能卖上三四毛钱，勉强维持上学。

1964年父亲初中毕业报考泌阳高中，却因家庭成分及社会关系问题，被取消高中报考资格，只好回家参加劳动。1965年9月的一天，父亲的同学周国发告诉父亲，方城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招生。父亲给奶奶一说，奶奶大力支持父亲报名。从家到方城70多里路，奶奶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去，好劝歹劝让周国发和父亲一起去报名。俩人吃罢午饭就步行到方城，走到方城时天黑得看不见路了。他们借宿在周国发大哥工作的食堂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时父亲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后来扶着墙慢慢走走，才好一些。可能当时一直鼓着劲奔走，路上也没歇脚太累导致的。

报过名参加完考试，学生集合在操场等校长讲话，大意是：考上的接通知书，考不上的接一封慰问信，甚至连分配的去向也讲了，主要是农业林业方面。大家都满怀信心地回去等通知了。回来大概十来天，一天傍晚在大队磨面房的奇爷捎回一封信，父亲拆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父亲高兴地赶紧拿给奶奶看，奶奶也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好好上吧，终于有盼头了。

在方城农校的三年求学生涯中，条件比上初中好多了，但适逢“文化大革命”，父亲1968年毕业后，原本确定的分配也泡汤了，同学们各回各家参加劳动。父亲有时被生产队派去北山割草，有时派去修水库。在水库工地劳动的间隙，父亲还不忘看书学习。由此我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从孙少平及父亲身上，我看到那一代农村知识青年不甘被命运安排、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1969年3月，因为村里小学缺老师,大队通知我父亲回村教学，父亲总算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父亲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从此兢兢业业教书。

当时的民办教师收麦收秋种庄稼都是两头忙、两头跑，每个老师都分有责任田，地里的农活抽空干。他们这一代民办教师工资不高，在维持着自家的生存外，把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农村的教育事业。

1990年父亲从村小学调入乡初中，到1993年，又调回村小学任校长，直到退休。他常说“我教这几十年学，凭良心说话从没偷懒过，啥时候对学生都问心无愧！”直到现在，三里五村的人，爷爷辈的见我父亲喊老师，儿子辈的见我父亲喊老师，孙子辈的见了也喊老师。因为我父亲教过他们几代人。

好在国家一直关心农村教育，分批分次解决民办教师转正问题。1996年，父亲也通过考试转正成为公办教师，拿到了每月400多元的工资。我记得父亲1995年复习迎考期间，他把知识要点写在院子里的大门上、牛屋墙上，以便随时看到，可想当时也下了功夫啊!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经常获得县乡两级好评，曾获得县乡先进工作者、学校管理先进个人等称号,1985年入党。2016年，教育部和人社部共同给父亲颁发了从教30年证书，父亲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这也算是对父亲及他们那一代老民办教师从事农村学校教育的一个官方认定吧！

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为了生计付出太多太多，每每回忆起往事，父亲说着说着就沉默不语，但一谈起现在的生活，父亲就会打开话匣子，他常说从苦日子走过来了，现在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咋花也花不完，平时买药也不花自己的钱，这还不都是党的好领导。

我知道父亲这一生，是曲折坎坷的一生，他把自己完全给了他所钟爱的学校，他已经把他所从事的事业和国家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