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②│ 确立“天下为家” ，“中华第一朝”的开局十分精彩

编者按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随着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根据《史记》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国，史称夏。《寻夏记》第2期论述历史探寻：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王国政权，也是我国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国家政权。

核心提示

夏的诞生，与特殊的治水背景相关。夏部族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使得黄河安澜，创立了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夏是作为一种“广域王权国家”而出现的，是“家天下”的开端，是王朝体制的开端。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废“天下为公”而行“天下为家”，人们开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私有观念深化，不平等现象与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出现，权力开始强化，出现王权。夏后启是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他废除了禅让制，开启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形成了中华礼乐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中国由此进入了王国时代。

（一）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

1.黄河兴衰与王朝兴衰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在国家基调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黄河边上，商在东，周在西，夏在其中。因此，称夏为中夏，是合理的。说夏据的地方是中州、中土也是合理的。夏有三义：一是大也，二是华也，三是雅也。夏、商、周三代的命运皆与黄河的兴衰有紧密的关系。《国语·周语上》和《史记·周本纪》都曾如此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岐山（象征周朝）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崩塌。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的黄河必然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如宋辽澶渊之盟后，北宋治理黄河越治越乱，宋代“三易回河”造成河北的萎缩，对于拖垮北宋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夏代为什么在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呢？个中原因，与黄河之治有极大的关系。《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在我们看来，中原地区的固有文明是夏文化的孵化器。然而，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中国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文明基础上迅速发展，这当与“大禹治水”成功后“贡赋”的存在形成的大量文化堆积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夏时期广域王权国家汲取了旧石器时代中原文明的精华，积聚力量终于从古国文明的汪洋之中脱颖而出，从而形成了国家机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与城邑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社会由氏族部落联盟共同体共存的局势，逐渐步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从而开启了从多元的古国经济或邦国经济走向统一的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洛阳的二里头遗址是王国都城。它北依邙山、黄河，处于洛河、伊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规模竟达到375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区域第一次冲破了传统地域单位的限制，其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使夏成为名符其实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

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崩溃，开始变成了定型的、有组织的王国。《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此后，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使得黄河安澜，创立了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3000多年中国古典农耕社会之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究其根本，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化基因。

与之相应，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实践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为基础，大会天下族群首领于涂山。文献的记载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涂山大会后，禹用各方诸侯、方伯进献的“金”铸造了九个青铜鼎，象征着统一天下九州万国，这就是所谓的“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与权力中心的出现相关，随着民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权力的进一步强化。在大禹看来，“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哉”。民心的离异，显然是因为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带来了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并表现为防风氏和三苗族群对大禹权力的挑战。在炎黄时代，即五帝时代早期非常推崇的“圣王德治”，这时已经变成了开始使用权力的强制力量。

古老传统权力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舜帝的儿子是商均。“天下诸侯皆去商钧而朝禹。”（《史记·夏本纪》）显然，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是并行的。“夏后”的称谓，标志着夏已经开始有了国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这一大变局显然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前者代表部落联盟，后者代表部落国家。其中，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夏、商、周，这时是三个部族。对于新的体制，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则是完成。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天下一统”。

与之相应，在意识形态上，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龙）再到祖先崇拜，中国文化一步步从蒙昧走向文明。正是因为有了祖先崇拜，我们才有了“认祖归宗”，才有了“家国体制”。传统的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和乐，或礼乐文明。这就是我们走出的道路。

2.五帝时代的“水经注”

五帝时代是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开篇。五帝时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黄帝时代已经拥有了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为广阔的领域。“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五帝时代，特别是炎黄时代，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

黄帝死后，高阳氏出现，这是一个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的部族。当时，生产力继续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开始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时表现为原始宗教内部的变革，体现为颛顼帝的“绝地天通”。

到了尧舜时代，特殊性出来了，开始出现了气象上的周期变化，雨水增加，山水大来。特别是到了禹时，问题更加突出。《史记·夏本纪》记载：“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这一时期前后，出现了三个治水的英雄人物。一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二是鲧，以“堵”为主，“壅防天下百川”。然而，鲧的努力却“绩用弗成”。屈原说他，“鲧婞直以亡身兮”。同时，壅防启发了“城防”。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之一。史书上的“夏鲧作城”，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说不仅在军事史、水利史上有重大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三是禹，找到了以“疏”为主的方法。在“汤汤洪水滔天”的特殊背景下，治水是压倒一切的。舜叮嘱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他的回答是，“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把治水和治山结合起来，并把“堵”和“疏”的办法结合起来，“行山刊木，定山大川”。禹是一个亲民的治水英雄。“禹为人敏给克勤”，“其仁可亲”。舜评价他，“唯禹之功为大”。《山海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来的是禹“公而忘私”的精神。

因此，夏的诞生，与特殊的治水背景相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对于禹和夏族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华民族在探索的过程中，既“堵”又“疏”，使水势大定，人民得以“降丘宅土”，休养生息，从而养育出后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五帝时代，由于分工的复杂化和社会的分化，禅让制已经难以为继。禹为了避让商均，而去了阳城。但人们“去商均而朝禹”。因此，禹不属于五帝时代，而是三代的开始。大禹还进行了礼制改革。《史记·封禅书》载，“自禹兴而修社祀”。五帝以来，一直将“敬天”作为礼之本。现在，反过来了，把“敬地”作为礼之本。夏代农业的大发展与“修社祀”有很大的关系。对丘的重视，与治水后的产物相关。对丘的称谓，包括老丘（杞县）、商丘、宛丘、沈丘、帝丘（濮阳），体现出来的都是治水的遗迹。《说文》中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随着水患的解除，人们走出了“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阶段，而进入了农耕文明阶段。同时，治水的结果，也带来了强制力的出现和权力的加强，“不如言，刑从之”。国家的诞生与夏的“水经注”密切相关。3.史学家眼中的“早期中国”有句老话说，“言必称三代”。三代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相继出现的三个王朝。而作为三代之首的夏代，由于文献记载很少，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如果说王国维揭开了商的神秘面纱，那么对夏的追寻则离不开徐旭生。20世纪初，甲骨文的破译和近代考古学的引进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途径。司马迁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史学大家，他所创作的皇皇巨著《史记》，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3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位太史公写下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他看来，“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根据《史记》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国，史称夏。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国，其统治时代长达400多年。1931年，徐中舒先生首提夏文化问题。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是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文化的开始。在夏文化研究上，徐旭生有推进之力，立下开创之功。徐旭生对“夏墟”进行的实地踏察，心中怀抱的就是“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认为，夏文化既包括夏代文化，也包括夏族文化。先夏族居住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的伊、洛、汝、颍流域。《国语·周语上》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夏人的活动区域多与崇山及其周围地区相联系，嵩山古名即崇山。如称夏禹为“崇禹”，禹的父亲称为“崇伯鲧”。另“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太康、羿、桀所居之二里头，帝杼居原（济源）等，多与此相关。夏人活动的豫西和晋南地区，正是古人眼中的早期中原地望。

（二）从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

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自夏始，绵延了4000多年。在孔颖达看来，夏是礼仪之大，华是服章之美。在这里，夏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正是礼仪之大，使中国成就了礼仪之邦。那些鼎、爵等礼器，就是“礼仪之邦”的根之所在。夏整合“万邦”，需要一套制度，于是“礼”呼之欲出。“因”就是继承，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礼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也影响了世界。

1.夏启是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

从夏朝开始，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传说禹死后，其子启杀害了大家推举出的掌权者伯益，夺得大禹所传下来的王位，破坏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开始了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夏启，名开，又名启，合起来刚好是“开启”。由此我们可知，夏王朝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比炎黄时代和尧舜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夏朝初期，正处于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前者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其区别就在于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随着私有制的深化发展，权力属性开始发生“质变”，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启世袭禹的帝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袭”时代的到来，“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些都标志着权力的强化和王国的出现。由此，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

2.三位一体的“王”成为进入王国时代的特征

在夏代的471年中，围绕一个“王”字，可以说是刀光剑影、争斗不断。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说：“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贯中者，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贯通之者，王也。”从“天下共主”到军事统帅再到最高祭司，“王”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

恩格斯说，人是“一切社会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诞生。社会的前身即是“群”。从“原始群”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完整的演化过程。其中，人的动物性是人的社会性的物质基础。一是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二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改变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使之成为令人垂涎的东西。在古史传说中，就有“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共工失败了，就“怒而触不周之山”。原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私有制开始了社会不公的进程。到了禹的时代，这一变革恰好处于阶级社会的大门口。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其一，按地区划分国民；其二，公共权力的设立。夏禹时代，炎黄、东夷、苗蛮等部族之间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以地缘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已显雏形。“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这一切表明，原始的“九州”地域观念已经正式形成。虽然血缘亲族因素在共同体内部依然顽强存在，但它毕竟已经不再是划分人群的首要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原始氏族原始民主之上的公共权力正式出现。《左传》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甘誓》中更有最鲜明的体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由此可见，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州大地上初现，中华文化史册翻开了新的篇章。

与实行禅让制的五帝时代相比，特别是与龙山时代相比，夏二里头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废“天下为公”而行“天下为家”；变货力不藏于己而为“货力为己”，人们开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私有观念深化了，不平等现象出现了，权力开始强化，出现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示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国家已经出现，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由此，夏、商、周三代终于走出了远古的迷雾。正是夏后启废除了禅让制而开启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国由此进入了王国时代。“温良恭俭让”，这个“让”字十分重要。“启废禅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与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钧不同，启开启了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路。而“诸夏”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表征出了夏之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众不同之处或者独特性所在。

（三）夏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是“早期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

夏代，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二里头文化，显示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存在。这是具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借用许宏教授的说法，与五帝时代相比，夏是作为一种“广域王权国家”而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意味着统治范围的广大，它将五帝时代“共识的中国”及其天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下来。而这一统治广域的王权，是以王位世袭制度稳定下来的。因此，夏是“家天下”的开端，是王朝体制的开端。如果说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天下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应当基本呈现为一种部落联盟的形式，禅让制就是联盟首领的选举制度，基本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容易造成政治结合的破裂。而“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度则是一种稳定的例行化的政权交接形式。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开端意义，正在于其确立了大规模王权统治的稳定性。

1.国家权力的强化

夏人开创的王国文明，是在黄帝时代之后，从古国向王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尧舜时代王权已经萌芽，禹伐三苗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其在军事领域的威望，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体现出来的是权力的强化。当禹去世后，禹的儿子启就杀死伯益，召集钧台大会。人们称他“吾君帝禹之子也”。夏启经历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他通过与有扈氏的甘之战，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从此“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率兵讨伐，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启继位后，建立了世袭王权，都阳城。因启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称夏朝。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代替联盟，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已经是不可抵挡的潮流。氏族社会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已经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启是王国文明的助产士。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他又叫“夏后启”。他废除了禅让制，开启了世袭制，把古国变成了王国，形成了中华礼乐文明。这样，中国远古文明终于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的第一次历史大跨越，实现了质的突破。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个时候的王权是弱小的。在夏启之后的400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松散性。由于刚刚从远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如此，动荡与战争，自然就呈现多发现象。夏人开创的王国文明，是在黄帝时代之后，从古国向王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就阶级分化而言，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出现了从禅让到传子的惊人变化。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启实现了跨越，向着王国文明的方向迈进。夏禹以前，以民主的方式选举氏族部落的军事领袖，也就是早期社会的“禅让制”。尧舜禹，都是重禅让的。通过尧、尧子丹朱，舜、舜子商均，以及大臣禹、皋陶、益的种种明争暗斗，展示了社会大变动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况。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是一件大事。《荀子·王制》中讲了人类社会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和礼仪。在“禅让”一词中，“禅者，传也”。而让，就是“推贤尚善”。《史记集解》讲：“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至启始传父爵。”由“让”而“争”，与私有观念的产生有绝大关系。可以说，随着夏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原始公社制终结了。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显见，分出贫富来，分出尊卑来，分出强弱来，分出上下来。在启之前，即传说中尧、舜、禹时期，所谓“禅让制”已经步入尾声，世袭的苗头已经显现。这一时期可谓“禅”与“继”的斗争时期。尧在正式传位于舜之前，曾考虑是否传位于其子丹朱。其后舜禅让帝位于禹和禹禅让帝位于益的过程与尧舜之禅相类，也有舜子商均和禹子启是否可以继位的问题。商均的命运与丹朱一样，其时世袭的社会条件仍不成熟。只有到启时，禅让制才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启宣告了它的终结，也宣告了世袭制的开始。世袭制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可以说，夏王朝就是私有制下王朝体系的第一个产儿。从禅让制到世袭制，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即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世袭的王权制代替了民主的禅让制，从而造成了广域王权集中的夏王朝产生。

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启实现了跨越，向着王国文明的方向迈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可以说，随着夏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标志着原始公社制终结了。

　3.确立了“天下为家”

夏代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个以“家天下”为标志的时代。由社会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社会分化”体现在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不平等上，体现在“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上。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把“大道既隐”证明得清清楚楚。《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就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而言，夏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世袭制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天下一家”成为人们处世的共同行为。周代的宗法封建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天子制度，是三代之“家天下”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三代”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开始就潜伏着一条以“公天下”的“大同”理想来批判“家天下”的思想线索。这是因为，“天下一家”的政治是立足于天下整体性的政治，超越族群，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集团，始终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就在于通达历史，通达天命转移的道理，通过主动改制以实行自我革命，从而达到天下之一统之局的长治久安。汉代经学，无论今古，皆共享这一基本的思想、政治倾向。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夏王朝这个中华第一朝的“开局”是十分精彩的，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瑰宝。夏王朝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大的转型，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化转型。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出王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