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时代灿烂文明的有力见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

——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

后母戊鼎

殷墟东部的商代道路（上中下三层）。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部的安阳河（商代称洹河）两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王朝后期都城大邑商遗址，面积达30平方千米。1899年来，殷墟因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于世。殷墟是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的圣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殷墟考古90多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时期文化遗存。“现在，以殷墟商文化的内涵研究为基础，对晚商文化有了整体和更为全面的认识，结合有关传世文献和以甲骨文为代表出土文献，构建起真实的商代史，在比较文明的视野下，探讨包括商文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之路，阐释其当代意义。”

殷墟考古使中国现代学术最早接近世界中心

牛世山表示，从广义史学角度看，殷墟考古创新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人群与社会及其关系的全新模式，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通过基于传世文献的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并对研究商代国家性质、包括商代在内的上古史有重要意义。”

他介绍，以1931年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节点，标志着考古地层学在中国完全成熟。这个发现也确立了仰韶、龙山、商文化三个阶段的先后时代关系，是廓清新石器至夏商周年代学上的重大突破。殷墟考古还搞清了殷墟商文化的具体年代和分期。1933年，我国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先生在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后来考古学家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段，可与殷墟甲骨分期大致对应。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准确的。

牛世山认为，殷墟商文化中，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国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显出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独特风格。

“考古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以殷墟为战场，在1928—1937年的殷墟早期考古中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国现代学术大获成功的案例，使国际公认商代晚期为有系统文字可靠的信史时代，也由此使中国现代学术最早真正接近世界的中心。”牛世山说。

青铜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牛世山表示，殷墟文化的构成要素多样，各类建筑遗迹和多类文物展示出鲜明而又典型的商代晚期的商考古学文化形态。建筑形式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形式、功能多样。其中居住类的四合院建筑与墓葬两类建筑，在形式和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

他进一步介绍，居住类建筑有台基式、平地起建、半穴式，以前两种形式组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筑群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屯北地商王的宫殿建筑群，早年发掘了甲、乙、丙三组共53座建筑基址，其中以乙二十为主殿的四合院为朝，复原面阔约90米，进深约53米。其北是乙七四合院，为商王的宗庙，复原东西45米、南北至少40米。以乙七为主殿的四合院内有大批成排分布的小葬坑，发掘者将这些小葬坑分为北、中、南三组，其中北、中两组是祭祀祖先留下的遗迹。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带二条墓道的中字形、单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无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其中西北冈的商王陵规模最大，“十”字形、带四条墓道，墓室面积近400平方米；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商王陵的发掘，在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上，在商王朝乃至中国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国、商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及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证据。”牛世山强调。

通过考古发现，商代手工业门类多，技术先进，有铸铜、玉石器加工、骨器、陶器以及漆木器制作等，尤其是铸铜、制玉手工业技术体现出高超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产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殷墟文物种类多，有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各类材质的器物因出土场所不同有明显差别，其中最普通材质的陶质类实用器物既出于生活场所、手工业生产作坊，还出于墓葬，贵重材质的器具如青铜类、玉器等大多出土于墓葬和祭祀遗存，部分出于窖藏等遗迹。

“最能彰显殷墟商文化基本形态及其特点的是陶和青铜容器。”牛世山解释，实用的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以及建筑用陶排水管；陶器种类远多于一般普通聚落，这是殷墟作为晚商都城这种大型都邑遗址的特征之一，其中在生活场所、手工业生产作坊区出土陶器数量又以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明显少。青铜容器的种类、数量与陶器大致相近，其中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酒礼器最多，如殷墟妇好墓随葬青铜酒器占青铜容器总数的76%，花园庄东地M54的占青铜器礼器的62.5%；另有陶酒器有觚、爵、罍共18件，郭家庄M160的占整个青铜器礼器总数的77%，另有陶酒器觚、爵等12件。殷墟低级贵族墓葬随葬酒礼器明显较少。青铜器和陶器用于墓葬随葬时，不同规模的墓葬间组合、数量差别明显，一半的墓葬中随葬有觚和爵，晚期的陶觚、爵又几乎为非实用的明器。“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器群向四面远方传播，在东亚地区辐射广泛，形成以大邑商都城为中心的礼器文化圈，这种独特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牛世山认为。

从殷墟看晚商文化与商王朝

牛世山表示，从殷墟文化研究出发，对商文化的内涵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比较全面地掌握商王国的兴起、繁荣、商人与商王朝周边人群互动关系等。

从考古上看，由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的相继发现和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定性上，从殷墟文化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确认了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及其有机联系。“关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国族属性，由于殷墟甲骨卜辞确证了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进一步确认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岗文化是商代早期商文化的典型类型。”牛世山强调。

牛世山介绍，商代晚期，以殷墟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殷墟类型是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近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在其周边是晚商文化的其他类型，如南面郑州许昌地区的关帝庙类型，东面有分布于山东泰沂山脉北部的苏埠屯类型、泰沂山脉以南的前掌大类型，豫东与鲁西南为安邱堌堆类型，南面有淮河中游地区的天湖类型，西北方有晋中地区的杏花村类型和临汾—运城盆地的晚商诸侯国，西方的渭河中游有老牛坡类型，北面的河北中部有曹演庄类型。“这些文化类型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其背后的商代人群及其迁徙互动状态。”

研究发现，商王朝的统辖区分内服、外服两部分，其中内服为王畿区，治以百官；外服治以诸侯，此制后为周王朝所继承。牛世山表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均可证商王朝统辖区以都城为中心，都城一朝独大，是包括商王在内的统治者的活动中心。

对于商代晚期商朝的王畿范围，《战国策·魏策》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研究认为，此区域即是商王畿的范围。商王畿范围可达千里，《诗经·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上述文献所说的商王畿范围，西接太行山，北近石家庄，南近郑州，东到濮阳，大体包括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区。其中殷墟类型的分布区域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畿范围契合，可证殷墟类型分布区为晚商王畿区。”牛世山说。

在殷墟商文化类型外是晚商文化的其他类型分布区，在当时是商王朝王畿以外地带，为商王朝外服的诸侯统辖区。“从考古学文化看，它们除了都有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外，本土文化特点浓厚。在地域上覆盖范围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公里。”牛世山介绍，在商考古学文化的外围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有些与殷墟大邑商都城有明显的联系，如有典型商式风格的陶器和青铜器等，还有青铜器铭文显示与商王族联系密切，可证也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即所在地区也属于商王朝的统辖区。

牛世山总结道，商文化分为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商考古学文化的典型殷墟类型分布区；次级区域，对应商考古学文化的其他非典型类型分布区；外围区，对应商考古学文化外围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区，这也与从殷墟甲骨文字出发探讨商代地理、从商代族徽铭文角度探索商王朝疆域和管理机制的有关认识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