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丨清理“围猎”污染源！年度反腐大片播出第三集

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1月13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三集《清理“围猎”污染源》，央视新闻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发。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源头着手，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坚定不移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从根本上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行贿人“围猎”是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污染源，要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全会都对纵深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作出重要部署。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针对“围猎”乱象强化全链条惩治，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领导干部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汪信奇：“围猎”乱象污染政治生态，侵蚀社会风气，是腐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清除“围猎”这一污染源，腐败将会陷入查不胜查的境地。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围猎”问题的政治危害，从源头着力、向治本深化，多措并举，压缩“围猎”与被“围猎”的空间。

腐败和权力往往相伴而生，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腐蚀与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案

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蒋超良：一开始就跟那些老板，最开始就是不清不楚的关系，最后慢慢地就甘于被拉拢腐蚀，甘于被“围猎”，主动地投怀送抱，我感到很耻辱的这个事。

蒋超良，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湖北省委书记等职务，2025年2月接受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一监督检查室二级巡视员 冯京友：这个案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法商人“围猎”蒋超良及其家庭，“围猎”的周期很长，很多都是几十年的交往。

一些人为了获得“特殊关照”、取得所谓“竞争优势”、牟取不当利益，挖空心思、无孔不入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早在上世纪90年代，蒋超良还只是中国农业银行的中层干部，一个名叫李远光的老板就开始在他身上不惜下“本钱”，在众多“围猎”者当中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性。

涉案商人 李远光：因为那时候说心里话，他那个职务也帮不了我，但是我就当作一种感情的维护。朋友多了路好走，关系多了事好办。

李远光的“围猎”手段也堪称耐心、贴心。他和蒋超良都是湖南人，知道蒋超良家庭观念重，于是每年春节，李远光回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给蒋超良的母亲拜年。

李远光：当时我每次去给2万元，他妈不要。我就怎么给？他妈打麻将，我就到银行把钱就全部换成小票子，我说是给您打麻将用的，这时候他妈才接受。

蒋超良：他这个“围猎”是种渗透式的“围猎”，他不是点对点、只对我，是渗透到我们家庭的各个成员，到后面依赖，再后面离不开他。

随着蒋超良职务提升，李远光的“服务”也不断升级，从孩子上学、兄弟投资到父母就医，蒋家的大事小情，李远光都出钱出力、一手操办，简直成了蒋家的“大管家”。甚至连家里的保姆要买房，蒋超良都首先想到找李远光要钱。

李远光：他保姆要买房子，他说50万就可以了，我就拿了60万。为什么拿60万？我肯定要高，不能低。我说让她去买点家具，我就拿了60万。

很长时间里，李远光对蒋超良家有求必应、无微不至，却从不提任何请托，甚至让蒋超良都觉得对他有点亏欠。

蒋超良：李远光十年左右没找我，以至于后来我不给他办事我心里都过不去了。我都问他，李远光，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围猎”者放的线再长，终究还是挂着鱼钩，收线只是早晚问题。当李远光感到时机成熟了，一开口要的就是大项目。2011年，蒋超良已经是中国农业银行“一把手”，当时农行要集中采购大量ATM机。李远光提出请托，蒋超良自然满口答应，帮助其公司拿下了大额长期采购合同，获取了巨额利益。

为了能够把蒋超良长期绑定，李远光还专门邀请蒋超良弟弟零成本“入股”自己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利益输送。随之李远光拿项目、批贷款等请托越来越多。

蒋超良：“围猎”家人等于“围猎”我，是一样的，围蒋忠良、围蒋斌良、围我家里人就可以，他们知道。

蒋超良是家中长子，从小就对两个弟弟关爱有加。父亲临终前，嘱托他要照顾好弟弟。蒋超良走上领导岗位后，就开始一味利用权力来“照顾”，把他们带上了歧途。

蒋超良四弟、涉案人员 蒋斌良：打高尔夫球，自己也买豪车，再买一个别墅，贪图享受、不劳而获。依附蒋超良，来钱来得比较快，当时就是这种思想。形成就是不愿意干活、不干正经事。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后悔。

蒋超良五弟、涉案人员 蒋忠良：看到我四哥蒋斌良也是靠着大哥做了一些事，我觉得挺好，眼红，就跟大哥说，反正要我上班我上不了，干点别的吧，拉拉“皮条”、提提“篮子”，做这个也可以。

兄弟情就这样渐渐变了质，成了互相利用的利益共同体。有了两个弟弟在商人老板中间穿针引线，三兄弟一起在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蒋超良退居幕后，两个弟弟则在台前充当代言人。

蒋超良：后来也是自己的一种贪欲、物欲，让他们成了我的一个“钱袋子”一样，让家庭这些成员，蒋忠良、蒋斌良，走向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一些商人老板感觉到弟弟们在蒋超良那里很有分量，就通过接近他们来“围猎”蒋超良。2016年，蒋超良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各有所图的人立即蜂拥而至，蒋斌良、蒋忠良很快感受到了大哥作为省委“一把手”带来的巨大含金量。

蒋忠良：有老板、有朋友、有官员，一下就围着你上来了，把你托到天上去了。确实是感觉人家都把你捧着，那肯定是真的是在天上的感觉。那人一下也是，确实会疯狂。边上人也是疯狂的，自己疯狂，看着别人也是疯狂的。

仅在湖北省孝感市一地，蒋忠良参与其中的大项目就有好几个。他只需倚仗蒋超良的权力拿到项目，再转手给其他商人老板，就能获取巨额利润。而把项目直接批给他的人，是孝感市委原书记潘启胜。

潘启胜以前是湖北一家省属企业董事长，正是靠着先结识蒋忠良，从而攀上了蒋超良，随后便搭上了仕途特快车，一年之内调动了两次职务，先被重用到省国资委当主任，很快又坐到孝感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为了牢牢傍上蒋超良这棵大树，潘启胜一上任就“知恩图报”，把一系列大项目都交给了蒋忠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黄涛：老百姓怎么想？干部群众怎么想？省委书记在用什么人？在用的是能给他弟弟带来帮助的人，这就是很可怕的，造成的这种用人的导向是非常错误的。

一些不法商人看到省委书记的弟弟们敢收钱、能办事，“围猎”方式也变得更加大胆，跳过温水煮青蛙式的“感情培养”，一上来就直奔“花大钱办大事”，动辄就是巨额利益输送。一个敢送、一个敢收，权钱交易变得更加赤裸、疯狂。

蒋超良：它是这种项目模式，不跟你平时拉拉扯扯的，直接就是一个大的项目砸过来，一次性地通过我弟弟完成这种权钱交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一监督检查室二级巡视员 冯京友：这些老板可能蒋超良听都没听说过，只是说蒋斌良或者蒋忠良过来给他讲，有这么个事儿需要你支持，跟谁谁就这么点了一下，他说他知道了。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这些老板他都不认识。

这些不法商人、老板为了获得蒋超良在企业经营、贷款审批、工程承揽等事项上给予的帮助，有的向蒋斌良直接送上巨额利益，有的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为蒋忠良垫付巨额出资款，有的给蒋忠良又是送上原始股又是减免项目合作费用，为的就是用重金把蒋超良拿下。

蒋斌良：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收益，没有权力的话拿不到这么多钱。蒋超良的权力那么大，一次能拿那么多钱。

在不法商人、老板重金“围猎”下，蒋超良往往只需要利用职务便利，打一个招呼就能进账一笔巨额贿赂。此时的蒋氏三兄弟沉醉在权力带来的光环之中，难以自拔。而到了2020年，随着蒋超良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两个弟弟也最先感知到了剧终人散的凉意。

蒋斌良：打电话的时候，接的时候口气都变了，这个都很明显，就要疏远你，你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蒋忠良：我大哥反正免职之后，也是算是从半空中咣一下跌到地上去了，咣当一下，边上一下安静了，没有人了。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2025年10月，蒋超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共同受贿人、行贿人也都受到了相应处理。

蒋超良：人民赋予我的权力，我没有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愧对党中央，愧对我工作过的这些金融机构，还有愧对湖北省人民，愧对父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深入推进蒋超良案以案促改促治，湖北省委深刻反思蒋超良案暴露出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于律己，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组织开展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属牟利等问题专项整治，强调对“围猎”零容忍，持续打击“围猎”行为‌，维护政治生态的清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黄涛：要防违规吃喝，要防止礼品礼金，防“围猎”主要就是抓早抓小。风起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