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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年广久在卖瓜子。
年广久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曾三次因为“投机倒把”等罪名被判刑或关押,也曾因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三次提及而化险为夷。“傻子”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成为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不能绕过的人。
“傻子瓜子”成为品牌
年广久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一个贫寒农家，7岁随父母逃荒到芜湖，9岁起就随父母摆摊做水果生意。年广久心思活泛,为了吸引人们买水果，1962年,他花100多元钱,托人从南京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放在水果摊上收听,“每每播到唱戏的,都会围上很多人”。
或许是因为太招摇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出来后没消停几天,年广久重操旧业。1966年,他因屡教不改,成了“牛鬼蛇神”,被关押20多天。
1967年，年广久跟着一位丁姓老人学会了炒瓜子,从此，他转行卖起瓜子。他走访多地调查炒焙技术和口味配方,炒出了风味独特的瓜子。除此之外,年广久卖瓜子还有“一绝”:人家买一包瓜子，他会另外抓一把给人家。就这样，他的“抓一把”传开了,得到了一个“傻子”的外号。
后来，年广久干脆将“傻子瓜子”作为产品的品牌。
引起姓“资”姓“社”争论
不管是卖水果还是卖瓜子，年广久的生意只能算“小打小闹”。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年广久才算大张旗鼓地做起生意。
1981年底，年广久与儿子年强在郊区租地建厂房，办起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瓜子厂架起9口大锅，雇了103人帮工。
1981年9月11日，芜湖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走访年广久。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为题作了报道。此后一天，大众电影院门口便出现了“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都不要，如此报道真胡闹”的小字报，指责《芜湖日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
为何？傻子瓜子厂雇了103人，超过国家关于“个体户用工不得超过七人”的规定，引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1982年，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出现10多家国有、集体、个体瓜子厂，市场竞争激烈。年广久和儿子年强决定将每斤瓜子的价格从2.4元降为1.76元，这下在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年广久的瓜子迅速打进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赢得了市场。高峰时，傻子瓜子厂一天的纯收入就有两万元。
这下，好比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浇油。很多人说年广久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
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又传到中央。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傻子瓜子”。很快，调查有了结论，“对年广久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
1982年下半年，芜湖市贸易货栈为限制“傻子瓜子”发展，停止了对“傻子瓜子”的瓜子生货供应。
邓小平就“傻子瓜子”问题表态
帮助年广久度过这次危机的是邓小平。
安徽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派人去芜湖调查“傻子瓜子”问题，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上报省领导的同时，也上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认为很有典型意义，又把材料汇报给了邓小平。1982年4月，邓小平对“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指示：“先放一放，看一看。”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年广久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工业公司联营成立“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傻子瓜子”又火起来。
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表态，预示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好。可是，让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联营公司产品滞销，3个月发不出工资。
怎么办?年广久又动起了心思。他搞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奖品总价值达8万元，头等奖是一辆轿车。仅17天，“傻子瓜子”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一共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万元。不过，随即有奖销售活动被叫停，因奖品无法兑现,公司遭遇退货潮，损失近百万元，再次陷入困局。
给邓小平写信寄瓜子
1989年9月25日，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挪用、流氓罪，将年广久逮捕。举报年广久的是联营公司的一位副经理。1991年1月11日，年广久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犯流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邓小平南巡，在讲话中再次提及“傻子瓜子”。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释放。他觉得自己能够化险为夷，离不开邓小平的“点名保护”。
1992年12月30日，年广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信，年广久还给邓小平寄了几斤瓜子。年广久说，信寄出去不久，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瓜子已转交邓小平同志。”
“我终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邓小平。”年广久说，他去过四川广安邓小平故里，看到邓小平铜像时，他热泪纵横。
（摘自《法制日报》李光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