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袁海马

小时候家里穷，奶奶和5个兄弟姊妹靠父母挣的工分吃饭，粮食不够吃，需要借着吃。记得1958年，生产队办的大食堂不准个人做饭，每家每户的铁锅都被搜走炼钢铁了。一天，我娘看我饿得慌，就在给队里翻红薯秧子时偷扒了两块红薯，拿回家用瓦罐给我煮了。红薯还没有煮熟就被驻队干部发现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我娘，还把红薯和瓦罐没收了。

1970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批开封市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知青吃派饭，轮流到各家各户吃饭。虽然我家穷，但母亲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吃。炒鸡蛋、摊煎饼、烙油馍这些美食有时知青们吃剩了一点，母亲就让我们吃。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家里来客人，因为来了客人，我们就不用吃红薯、喝杂面条了。

我小学是在光武台读的，那时候读书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当时的课桌、凳子全部是砖头和着泥巴垒的，教室没有电灯。上学不需要家长接送，同一个村的，都是小娃娃跟着大娃娃一起上下学。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一次冬天下大雨，我放学回家怕雨水把鞋打湿，就把鞋脱了装进书包里，光脚踩泥回家。到家母亲看我满脚是泥，脚也冻红了，赶紧烧水给我洗脚。洗完脚，她又把我的脚放在怀里给我搓，这种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是我感恩不尽的。可恰恰是我这个作为被乡邻称为“有本事”的儿子却没有尽到孝心。

我的母亲命苦，一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也没有坐过汽车，一天福都没有享。1988年，年仅58岁的母亲因病去世，家里发来了电报，可我因为部队有紧急任务不能回家为母亲送终。我的舅舅对此耿耿于怀，曾经骂我是不孝之子。第二年我回家探亲，专程到舅舅家跪下求他原谅。舅舅的气慢慢消了，其实他也懂得“自古不能忠孝两全”的道理。

舅舅虽然原谅了我，但我没有给母亲送终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永远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