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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百事繁忙之际，于琐细的生活中会挤出时间为同志和朋友做一些成人之美的事，充分彰显出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浓浓的人情味。
周恩来最早撮合成的一对革命伉俪，是战斗在上海滩的“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熊瑾玎是长沙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与比他小22岁的朱端绶同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安排下，熊瑾玎与朱端绶假扮夫妻，当起了“老板”、“老板娘”，以“福兴”商号做掩护，开办了酒店和钱庄，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办公地和联络点。他们二人胆大心细、处事周密，党中央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下3年未遭破坏，深得周恩来的信任。
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朝夕相处，这对假夫妻互生爱意，感情渐增。一天，熊瑾玎试探着问朱端绶：“你理想中的爱人，当是怎样的人？”
朱端绶并未作正面回答，而是略微想了想，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几句话，回答说：“我并不羡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欣赏‘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熊瑾玎听后，沉思片刻，说：“以后且看事实。”随即感慨万端写诗一首赠予朱端绶：
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
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
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
同心今结缔，共度百年春。
但是，这一对有情人之间，20多岁的年龄差距成为双方结合的一大“瓶颈”。
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开导小朱说：“熊老板是大你很多岁，但他那颗革命的心是很年轻的。我觉得你们两人很般配，如果能结为夫妻，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就可以相互勉励相互配合，对我党事业一定会更有帮助！”
在周恩来的热心撮合下，经组织批准，二人最终结为终身伴侣。
1928年中秋节，“熊老板”在上海四马路“陶乐春”做东，请大家高高兴兴喝了喜酒。当时熊瑾玎夫妇“赚”的钱财不计其数，他俩却坚守清贫两袖清风，这是第一次破例请客。周恩来对朱端绶开玩笑说：“以后再不叫你小妹妹了，该称你‘老板娘’了。”
这对夫妇，自1928年结合，直到熊瑾玎1973年辞世，计45个春夏秋冬。他们始终互敬互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爱情之花始终鲜艳如新，这首诗就是真实的写照。
更为打动人心和发人深省的是，在1973年1月熊瑾玎病危时，于“文革”中艰难地苦撑危局且自己也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百忙中亲临医院探视。他望着昏迷不醒的熊瑾玎，关切而沉重地问朱端绶：“熊老留下什么话了吗？”朱端绶把抄有两行字的条子递到周恩来面前，上写：“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二
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曾有闻名遐迩的3位才子，合称“二章一乔”。他们是章汉夫、章文晋和乔冠华。这3位才子的婚事同样是由周恩来“撮合”而成的。颇有意思的是，章汉夫与乔冠华所娶妻子竟是一对漂亮的姐妹花——龚普生、龚澎。
龚普生、龚澎是安徽合肥人，父亲龚镇洲是位国民党的退役将军。老人既爱国，思想又开明，他把安徽人的刚直脾气和好学家风传给了她们。姐妹俩上了燕京大学，成了燕京大学里一对有名的“姐妹花”。龚普生就读经济系，龚澎则在历史系。在学校，这对姐妹相当活跃，龚普生是燕大学生会副主席，龚澎（当时叫龚维航）任学生会财务部长。她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组织过多次集会游行，主持过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这些活动中，结识了著名记者斯诺等许多外国人。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她们走向了成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就包括“二章一乔”。当时章汉夫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乔冠华主持《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1940年，龚澎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以及对外新闻发言人。后由章文晋接替龚澎成为周恩来的第二任英语翻译。
大家公认乔冠华和龚澎是一对才子才女，但他俩谁也没先开口。
旁观者清，周围人早已看出端倪。好心人周恩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急着想找个机会撮合这“天造地设”的一对。
有一天，周恩来问乔冠华、龚澎：“哎，你们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
乔冠华尴尬地从口袋里掏香烟，一见周公桌上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随即将手缩了回来。
龚澎立刻笑着为乔冠华解围：“我从小说里看到，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笑道：“噢，你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嘛？”
乔冠华、龚澎二人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来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哎，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龚澍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在重庆终于喜结良缘，成为令人羡慕的恩爱伉俪。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龚普生到国统区和国外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1939年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在欧洲，她广交朋友，宣传我国抗日情况。1940年龚普生经上海党组织介绍来到重庆，在“周公馆”善于识人用人的周恩来指示说：“你应该到美国去！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就这样，龚普生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美期间，她经常应各团体的邀请发表演讲，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对龚普生很赏识。
1944年春，龚普生学成回国，再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她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个像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样的学者该多好啊。要不，到延安解放区帮助我工作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出国去。”于是，龚普生又开始了第二次美国之行。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联合国酝酿成立，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而章汉夫是董必武的秘书。
龚普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联合国事务性工作，后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起研究员的工作。在联合国初创的3年中，她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周恩来力促龚普生走出国门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步棋，显然为日后她与章汉夫相互加深了解并最终走到一起埋下了伏笔。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早年留学美国，曾在清华大学学习，1927年入党。1928年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1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中央宣传部干事等职。1939年至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曾两次被捕。1945年5月，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的大会。在联合国期间，章汉夫与龚普生相爱了。
龚普生1948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成立，章汉夫任处长。龚普生与章汉夫虽然早已互相倾心，但结婚很晚。
1949年6月中旬，龚普生随邓颖超前往上海。邓颖超是专程前去接宋庆龄到北平的，同时，她也是按照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的。邓颖超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陪你了。”
7月1日，章汉夫和龚普生在外办招待所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代表家长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三
共产党人不光讲革命性，同时也讲人情味。1959年12月初，郑庭笈与末代皇帝溥仪及杜聿明、宋希濂等33人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为共和国特殊的新公民。周恩来总理亲嘱专人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进入新社会后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也很关心。
12月14日，即首批特赦战犯从监狱出来后的第10天，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郑庭笈和杜聿明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末代皇帝溥仪共11人被邀乘专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家做客。陈毅、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作陪。
席间，周恩来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当年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的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杜聿明，这位早年的黄埔军校学生惭愧地低下了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宽慰他：“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溥仪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周恩来便和他谈起满族的风俗礼节。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各位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恩来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讲到家属问题时，郑庭笈心里很难受。他告诉总理，他的前妻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庭笈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郑庭笈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迫于生活压力冯莉娟决定和还在狱中的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上班。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还将冯莉娟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不过，她不必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将打字机搬进了自己的住宅，而奉命取送材料的人，正是郑庭笈。
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摘自《世纪风采》孟 红/文 ）